■ 闽岭 一鸿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一批宝贵的西药。其中几种药瓶上的标签已经脱落，从外观和气味判断，极似当时部队急需的抗疟疾药物奎宁。由于疟疾在军中肆虐，军团卫生部未作深入检验，便将这些药物迅速下发使用。

军团部最先领到药品。正患疟疾的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立即服用。不料片刻之后，两人竟出现强烈异常反应：心跳剧烈、情绪亢奋、胸口灼烧、恶心难忍，随后更如失控般冲出房间，在山坡上疯狂奔跑、抓挠胸口，形似癫狂。

这一突发状况立即引起震动。在战争紧张、敌我斗争复杂的背景下，有人怀疑是“AB团”或敌人内奸在药品中下毒搞破坏。保卫部门迅速介入，追查链条从直接发药的军团部医生游胜华开始——他是红色卫生学校（前红军军医学校）毕业的专家，党员，贫农出身；再往上追溯至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他是红军攻占吉安时动员参军的前私人诊所医师；最终查到卫生部部长姜齐贤，此人原为国民党军中校医官，被俘后加入红军，嫌疑似乎最大。

一时间，相关医官人人自危，气氛凝重。关键时刻，负责调查的聂荣臻冷静分析，亲自查验药品，最终确认这是一起误将吗啡当作奎宁使用的药理性事故，并非人为破坏。

真相大白后，指挥员不仅澄清了嫌疑，还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严格的药品检验制度：今后所有无标签缴获药品，必须经专业判别后先进行动物实验，确认安全方可临床应用。他对一度被怀疑的同志们说：“接受教训，不要多心。我们的保卫工作，既要打击坏人，更要保护好人。”

一场可能酿成冤错案件的“药品风波”，就这样转化为一次深刻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它让红军上下更加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科学精神、调查研究和保护同志，与对敌斗争同样重要。一只没有标签的药瓶，映照出的不仅是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更是一支军队在成长中逐步建立的理性、人本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