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党徽


周继章

周末,我在父亲的房间里整理东西时,无意中一枚党徽出现在我的眼前,父亲的党徽已经褪色,边角磨得发亮,像一枚被岁月摩挲的旧勋章。仿佛看到六十多年前,父亲在党旗下宣誓时,那枚崭新的徽章曾在阳光里闪烁,而如今,它像浸透了父亲一生的汗水,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出沉甸甸的分量。

记得父亲的党徽总别在中山装第二颗纽扣左上方,参加每一次村党员大会,必定要戴上党徽。哪怕只是去村口小卖部聊天,他都会佩戴上,那抹金色晃动着。记得某个夏日午后,我看见他坐在竹椅上,从樟木箱底小心翼翼捧出红绸布包。他布满老年斑的手微微颤抖着,像打开一件稀世珍宝般,慢慢解开层层叠叠的绸布。当党徽露出真容,他会从口袋掏出随身带着的绒布,先是用指尖轻轻弹去表面浮尘,再将绒布对折,从镰刀的刃口开始,沿着锤头的纹路,一下又一下缓慢擦拭。遇到缝隙里顽固的污渍,他就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一推,眯起眼睛,用绒布的边角仔细抠蹭,直到金属表面重新泛起微弱的光泽。这专注的模样,恰似李商隐笔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将对党的赤诚化作日复一日的守护。擦拭完毕,父亲总要把党徽拿起来反复端详,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若是发现还有瑕疵,他便又低下头,重新投入到这场细致的“仪式”中。等党徽彻底干净,他才会满意地点点头,轻轻将其别在褪色的中山装左胸前,对着墙上的镜子正了又正,仿佛在确认自己与信仰的距离。不佩戴时,党徽就裹在一方红绸布里,放在樟木箱最底层,与泛黄的党章小册子并排躺着,像是守护着某个神圣的秘密。

去年深冬的党员大会,父亲在衣柜前急得直搓手。中山装口袋被翻得里外朝天,樟木箱里的衣物堆成小山,他的老花镜滑到鼻尖,眼神里满是慌乱。“党徽不见了,我明明昨晚还摸过。”他的声音带着颤动,像个弄丢心爱玩具的孩子。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是党员,赶紧从书房抽屉取出我的党徽。当父亲颤抖着接过,指尖轻轻摩挲着徽章边缘时,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泪花。

我入党时问过父亲怎样入的党,他说是在1958年的春天,他在党旗下宣誓,攥着拳头的手心全是汗,却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党徽戴在身上,责任就扛在肩上。”他摸着胸前的徽章,“这么多年,我修过水渠,守过夜校,帮过孤寡老人,没做过什么大事,但每回戴上它,就觉得自己能挺直腰板。”

如今,父亲走了,我把他的党徽和我的放在一起,我经常想起父亲擦拭党徽的背影,想起他在党旗下庄严的誓言。那枚党徽不再只是金属的徽章,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镌刻着一个老党员六十多载风雨不改的忠诚,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每当我佩戴上党徽,就仿佛感受到父亲的目光,那目光里有欣慰,有期许,更有对党的无限深情,这深情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