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贤彪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常讲，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那么，“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究竟区别在何处，以下三组事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和启示。

从一次宴请看作风

讲一餐饭中有政治、有民心，或许有些抽象，但通过具体事例来看，就变得具象而实在了。

许多人都熟悉这样一个例子：当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蒋介石花了800大洋来招待，顿顿山珍海味、餐餐美味佳肴，弄得客人苦不堪言，不得不在报纸上连续三天发出罢宴声明；而在延安，毛泽东请他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鸡还是向邻居老大娘借来的，整顿饭下来，不过1.5元。一餐饭，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山沟里的党”与人民的水乳交融，看出了这个党质朴廉洁作风中蕴含的远大志向。后来，他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还有一个例子：1939年5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国民党政府驻地东里店考察乡村建设，他讲述了当时招待的情景：“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大小官员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的啤酒汽水。”6月，他来到了沂水县虎岩庄八路军某部，随部队在庄外山沟里休息吃饭，饭是红薯加豆薯煮粥，没有菜。两者相比，他感慨良多，从国民党奢侈享受与共产党的艰苦朴素中，看到了两党的本质区别。

同是一餐饭，反映了两个政党完全不同的作风，一个俭朴清廉、昂扬向上；一个奢靡腐败，追求享受，也必然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最终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

从一次治蝗看作风

1943年前后，晋察冀鲁豫地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那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来满地狼藉，眼看庄稼颗粒无收。面对如此灾情，当地群众心急如焚。边区政府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紧急动员军民投入治蝗虫战斗。八路军边区某团官兵奉命灭蝗，起早贪黑，身手不凡，4天内捕获32000斤蝗虫，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庄稼，却不肯喝群众一口水。反之，在日伪统治区的河北青县，下拨的3万元治蝗虫经费，一半被用于开会、出差，三分之一被用于宣传，还被用于宴请、听戏，最后没有一分钱用来购买灭蝗药品药具。这一正一反治蝗事例，均被当地百姓记录在地方志中，见证了两支军队对人民群众截然不同的态度。

延安时期，陕北有首民歌唱道：“瓜连着蔓子，蔓子连着根，老百姓连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连的是人民。”作为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当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遭遇旱灾和日寇封锁扫荡的情况下，不仅帮助群众积极灭蝗，而且还严禁部队采摘村庄15里以内的树叶，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相比之下，国民党军不仅不帮助老百姓灭蝗，还将灭蝗经费挥霍殆尽，哪管老百姓的死活。谁将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人民群众宁愿自己的亲生骨肉饿死也要尽力抚养烈士遗孤，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省下来粮食支援人民子弟兵......这就是他们的选择。“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始终把人民装在心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一次馈赠看作风

1946年初，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奉命担任临汾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一次，陈赓到北平军调部办事，他的黄埔军校学员、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李文请他吃饭。李文见他一身土布衣，便要送他一套将校呢军服，陈赓毫不犹豫谢绝了。而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官员面对美国方面的馈赠，却是另一番情景。时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的美方人员回忆说：“我们抵达临汾时，准备了一些军大衣，国民党人员接受了我们的馈赠，并且都穿着身上，共产党人员都没有。这件事使我感到，陈将军是不接受‘贿赂’，不放弃原则的。”

如果论当时的部队装备和生活条件，物质匮乏、最需要帮助的当然是共产党方面。而身为共产党人的陈赓，面对无论是国民党军还是美方的馈赠，他都一概不受、断然拒绝，这不是自命不凡的清高，而是对物欲的一种淡泊、对原则的一种坚守，对精神的一种追求。无论是方志敏“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但他“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还是陈赓面对馈赠心有定力、不为所动，都彰显了共产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抚今追昔，艰苦朴素的作风弥足珍贵。“君子忧道不忧贫”。今天虽然时代不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身上的浩然正气不能少。只有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捍卫道德与信仰高地，才能永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