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蓉/绘

□ 袁旭峰

多年以后，当我目送人们陆续离去，我会想起，我出生那天……

那个清晨，一群人劈草斩枝，来到了这个山沟。领头人听到了汩汩水声，停了下来，四处张望，最后放下了担子。随即，几个头戴草帽、衣着古旧的人，顺着咕噜声，一锄一凿地发掘，便有了一口井，活跃的水，自此不断涌出。

是的，我是一口井，住在偏僻山林中的一口井。

与我同时来的，还有一幢高高的房子。一拨又一拨人，运来一车又一车的黄土、木材、瓦石，夯墙，架梁，铺瓦，一丝不苟，不分日夜。不多久，他也落成了，和我比邻而居。

从此，房子为人们提供安居之所，我则为人们提供立命之源。大山里的生活波澜不惊，人们过着简单的日子。鸡鸣晨曦，狗吠暮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往来砍柴、耕田、挑水的人中，我发现了一个书生，手捧一卷草纸，肩担两箱老书，匆匆跨进了门。

我开始格外注意他的身影。他常常搬出凳子，面对大山而坐，埋头进入书的世界。冗长一段时间后，他会倏地抬头，盯着土坡上的竹子、松树，仿佛要把大山望穿一般。

就这样，他垫着书长大了。踩着泥泞的黄土，他走出了重重叠叠的大山，走向了我无缘到达的地方，那是大海。一个母亲指着远方，低头教育她尚幼的孩子：“读书，可以带你看望更大的世界。”我听到了，那位书生是去了叫厦门的地方，成了那儿一所大学的学生。

再见到他时，他已到中年，当上了乡里的老师。膝下有四子依偎，一同在屋檐下，或持一笔，或捧一书，有说有笑，目送着夕阳渐行渐远。

世路挫折，国运崎岖，外面愈发纷扰，搅动了这个僻静的山村，也拨动了青年们探索的心弦。一年开春，大儿子和三儿子远泊台湾，希望谋求一份教书的职业。二儿子参了军，随着一叶渔船，漂流向了一条未知生死的路。路的尽头是上海，一个繁华的城市。他将在那与新四军会合，继续北上，投身革命事业。

三人此行，留下了不再年轻的父母，和还在念书的弟弟。大儿子彼时已有一女，尚在襁褓，他向夫人许诺，明年一定会回来，会接母女二人去那儿定居。

房前，一个年轻人向父母挥手告别，那是四儿子，也踏向了厦门求学的路。他在不同于父亲的年代，怀着不同于父亲的理想，迈入与父亲相同的大学。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全然不知离别为何，摘下一朵花，在爷爷奶奶身边嬉闹。

时间愈过愈快，在一位父亲眼中是那么那么的漫长。简单操持了妻子的离去，噙着悲伤，翻看着两个儿子从远洋寄回来的家书，纸上的墨水字却显得苍白无力。

四儿子成家后，苦于原来的房子再容纳不下一支大家族，领着他的妻子和大女儿，一锹一铲，竟在大山间开了一大豁口，尔后盖上了两层新房子。

两岸开放通航之时，两儿子订了第一批机票，几经辗转，回到了阔别数十年之久的家乡。新房子的院前，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一个白须老者，一家人终于再次相聚在梁下。

和煦的春风，吹皱了人们的面庞。当年的青年，已满头白发；当年的顽童，也已为人父母。他们都随着时间厚重的齿轮，一圈一圈打转。那位曾经的书生坐在藤椅上，为曾孙子女取名字。今非昔比的人们，感慨着物是人非。

他们说：“景深情意切，怀旧效古人。”

他们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老人房间挂着的日历停留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殡那天，他曾经的学生们围满了大堂；分割在天涯的子孙，却再无能力回到他身旁。

老房子里不在住人了，大门常年锁着，青苔和腐朽逐渐蔓延。最终，他被推倒了，曾经的新房子也很快步了后尘，夷为平地，仿佛他们从未来过那样。只有我，还孤零零地待在原地，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水源。

一个又一个往事，被井水的波纹冲散了，模糊了。

我不再作感想，静静地卧在地上，听着乡人闲谈中的从前，正如那年，我注意到那位书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