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锦秋

从2019年年底起，福建作家沉洲先找资料，花一个月看完“文创屏南”公众号上三年多来发布的视频和文章后，“决定眼见为实”。2020年新年伊始 ，他用三个多月时间，前往屏南漈下、龙潭等文创村进行采访，除了与公益人士林正碌促膝长谈，还单独访问了七八十人，县乡村干部、农民、逆城市化者、残疾人，不少还成为朋友。积累了“近百G容量的采访录音”。在这种深入现场，与当事人深入面谈的“接地气”操作之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打磨，一部广角式反映闽东屏南乡村振兴风貌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得以问世。

应该说，屏南那些文创村的传奇故事触动了作者，让他“突然就有一种贴身的紧迫感，内心开始蠢蠢欲动”。这种如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所言的“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来自内心深处的灵感”，将作者蕴藏的创作激情激发出来，被动转为主动，生成主观能动性和激情融合的创作自觉性。许是这种创作自觉性，与作者几十年来的编辑工作惯性自然地碰撞，让他在创作时，不断地过滤、梳理，将其目之所见、心之所感、思之所动诉诸笔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作者紧贴时代脉搏，在生活中寻找艺术，“立足中国大地，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屏南乡村采访，以艺术反映生活、贯彻新时代文艺思想，用生动细腻的笔触，着力向我们讲好在屏南乡村发生的“中国故事”，传播新时代下乡村振兴的“中国声音”。

在后记中，作者写道：“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着仕途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写作时活灵活现地在眼前晃动，为他们所作所为感动，经常不由得鼻子一酸，双眼便泪水盈眶，一遍遍修改时依然如此，这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窃以为，在书中，作者对屏南古村巨变的推动者、施策者和古村普通村民的表现给予深切关注，为身障人士在艺术中打开自我、成就自我且为他人伸出援手而激动，为新村民在另一方天地找到心灵归属和点燃对未来的向往而欢欣，为一座座古村能被保护下来且复兴而心潮澎湃，等等。这些浸透在文字里的人文关怀，已不再囿于作家个人生活圈子，它们从新的高度俯视了一片新的辽阔。当读者的心扉被叩响时，传来厚重而热烈的回声，袒露出一名作家情责自重的人文情怀，激荡出满满的正能量。

这股力量随着作者细腻而充实的笔触而动，在书中的一群群人中传递，在书中的一个个场面上流溢。林正碌，作为屏南古村复兴的策动者，面对村民流失、凋敝残破的空心村时，强烈地感受到唐诗宋词意境营造的希望，禁不住发出赞赏；在公益艺术教学中，无论面对哪类人群，他首先给予慷慨的鼓励和表扬，之后尽力助推、教育等。还有简笔带过的政协主席周芬芳在中秋节为画室的人送月饼，每年春节与驻留画友吃年夜饭守岁；第一任驻村书记吴明峰带队到双溪安泰艺术城学画所提供的保姆式服务，第二任驻村书记夏兴勇对毛小云办民宿的推动，乡贤陈孝镇返乡竞选村支书的回归，村民陈楠对四平戏的保护和传承，龙潭村新村民“领到县公安局部门上门颁发的居住证”，等等，无一不充满着人间温情。

一部作品呈现感受到的美好，也“对现实的描写总包含着批评”（帕斯语），两者都是文学的本真和作家的真诚。在《乡村造梦记》里，批评思维的最直观体现还是在林正碌身上。比如，他通过自我调整，走出漈下古厝改造时的狭隘人性纷争；他故意吊人胃口，前置龙潭古村复兴工作“县乡村三级一体联动”机制；他在龙潭党校讲课中提出，传统的工业思维要以信息时代的视野来取代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等。种种表现，无论是直接的解说，还是暗示，抑或是作者笔下那幽默式的以社会现实来衡量入驻龙潭男女比率的考究，尽是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所存在的思想、机制等方面的宿疾进行理性的批评。当我们从作品整体性的角度去思考，这种批评艺术的运用，何尝不是作者的认识和认同呢？显而易见，《乡村造梦记》的出版，是作者以遵从内心情感和道德信念的话语方式，而进行的一种真切的表达。

著名作家何建明以为：“那些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初读沉洲的《乡村造梦记》，心一下子就被钳住了，他那蘸满激情的创作状态，四处弥漫着的人文情怀，都在其笔下鲜活的屏南古村生活里，阳光般静静洒落，温暖而充满希望，给人以大梦初醒的感觉。我想，作者身上所体现的文学特质和担当，与作品洋溢着的人间真情、人文气息和批评力量，应该都是产生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因素。

站在新时代热潮的面前，与奔涌的生活热烈地击个掌，让回响引领目光去寻得“发现方向的充足感”。我将目光慢慢地拢在书的封面上，天幕张开一大片梦幻的蔚蓝。白色字体的书名如云，浮在一群老房子上方，黑瓦米黄色的墙在眺望。一个身着缁衣的农民，头戴斗笠，肩挑簸箕，腰间别着柴刀，正迎向那片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