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岩

2020年疫情期间，在某大学读研究生的表弟，每天都宅在家里。我的舅舅告诉我，表弟每天都要睡到上午10点以后才起床，让我想想办法，劝劝他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年轻人要有点年轻人的气息。一天上午10点钟后我打电话给表弟，果然他才刚起床。

后来，我在微信中与表弟聊天，希望他有家国情怀，不能辜负父母的一片期望，如果自我感觉很好，认为自己是个研究生，没有一点梦想，我说那只是一个书虫而已。一个年轻人，没有梦想，就没有人生。我把曾国藩的家训发给他学习，曾国藩家训中有一条，就是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已经升起来很高时才起床，那这个家族就会慢慢衰败下来，我深以为然。

高晓松说：“人生不能只有当下的苟且，还应该有诗和远方。”我认为在每一个人心中，“当下的苟且”和“诗与远方”应该是有一个比例的，且把它们比作“苟且指数”“情怀指数”。你如果尽是“当下的苟且”，就应了钱理群教授说的“现代的大学生，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各种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还危害更大。”如果一个人只剩下当下的苟且，那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如果你还有一些“诗与远方”的话，那说明你这个“苟且指数”没那么高，在你的心中还是有家国情怀，也就是“情怀指数”。

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本是一位富二代，父亲是个地主，家里十分富有。他完全可以在家过上十分惬意的生活，可为了反对异族侵略，保卫国家，他眨都不眨一眼就变卖了自己的万贯家产，将其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三万多人的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说：“元军人那么多，你这么点人怎么抵挡？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我最心疼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呀!”后来他兵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还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坚持的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慷慨就义。在文天祥的身上，既有“苟且”也有“诗与远方”，这种“诗与远方”远远大于“苟且”。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获得了“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0年，钱学森想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才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钱学森当时在美国不上班就可以领到3万美金，可买最好的劳斯莱斯1.5辆，如果去上班，可以拿到工资、津贴等共计15万美元，可在美国买2幢高级别墅。而他回到国内工作，经周总理特批，每个月才拿到工资500元人民币。但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诗与远方”，这就是把国家利益高高举起。

还有，1985年，杨振宁看望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时，问起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原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发给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奖金总数仅1万元，受奖机构自身又拿出一部分钱按照10元、5元、3元的级别分下去。邓稼先当时拿到了最高的奖励级别，但每一个“弹”也只有10元。在这些科学家身上，我依然看到的还是他们的“诗与远方”。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现在做的事业伟大也好，或者朴实也好，都应该努力去调整“苟且指数”和“情怀指数”的比例，“情怀指数”大了，“苟且指数”就小了；“情怀指数”小了，“苟且指数”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