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子祥

岁月的流逝会冲淡不少往事，但心灵深处烙印的一段时代悲哀，令我欲说还休又非一吐为快不可。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恰逢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党支部书记理所当然成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那时，劳动课多于文化课，基本上不考试。我与同伴本来就玩兴正浓，厌烦读书，暗自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一天上午，又是劳动课，任务是到离校五里外的学农基地红湖村挖山造田。带队的班主任何老师照例地着重强调了“贫管会”规定的几项劳动纪律后，我们就出发了。

来到目的地，只见半山腰红旗飘扬，人来人往，村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正不停地响起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歌曲。置身于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初识事理的我们，顿时也迸发出要积极为班级和老师争光荣的热情。时近中午，我因以贪图快速、超量挑土来表现自己，导致石块跌落压伤脚趾，鼓出了一个大血包，一时不能动弹。何老师得知情况后，迅速将我扶到荫凉处坐下，为我递水，并找来消肿药水涂擦。因为只是皮伤，休息片刻后，我已经能够走动了。见离收工也不到半个小时，何老师便安排我先行回家，并嘱咐了伤口不能碰水、要记得涂药水等事项。我带着遗憾，轻伤便下了火线。

一个多月后，学校“贫管会”开展揭批“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的表现”的活动。鼓励每个学生结合自己的观察，寻找“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的表现”并给予批判，对最先交稿的同学给予表扬。我冥思苦想无从落笔，好不心急。一次，当看到涂脚的药水瓶时，灵机一动：还未到收工时间，何老师叫我先回家， 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吗？不多时间，近三百字的批判稿一气呵成，当即投到学校“贫管会”的《战斗墙报》。第三天，我与其他4位同学的批判文章被张贴在显著位置，并附有表扬按语。一时间，我们成了同学们关注羡慕的对象，我还自我洋洋得意一番。

为生计，我一直在外奔波。转眼间，近四十年过去了，但我批判何老师的愚蠢之举，一直困扰和拷问着自己灵魂。一个星期天，我相邀上孩时同窗，踏上了拜访何老师的乡间小径。 叩开木门，只见何老师头发全白了，走路有点踉跄，但那双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那慈祥的笑脸依然亲切可爱。 我大声呼唤着何老师、何老师，并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老师忙说“人高马大的，容我想想，你是哪位？”我主动自我介绍后，他说“记得，记得。”我以为他还一直在计较我写大批判文章的事，立时耳根发热，满脸通红。幸好同窗多次来过他家，比较熟悉，而且老师老师叫得亲热，也就避免了我的一场尴尬。

何老师当即差家人去准备菜品，盛情留我们吃午饭。席间，乘着几分酒意，我提出自罚一大碗高度数的陈年客家米酒以表歉意。何老师不解地问：“歉意何来？”我便一脸认真地说起三十八年前的荒唐事，他定睛笑了笑：“小孩子，不懂事，哪能计较呢！况且，老朽当年也未去看《战斗墙报》。”听罢，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激动而又愉快地喝下了碗中的烈酒。

何老师笑了，我开心地笑了，一桌人也跟着笑了。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在哪个政治挂帅时期，何老师不可能不看《战斗墙报》，就是不看，学校“贫管会”也会找他的。我与知我“心病”的同窗说，今天，何老师是诚意为我搭了一个“舒心”台阶。

何老师，你真是伴我一生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