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红军政治部印鉴。

□ 邱荣洲 文/图

漳平藏友邵文灶先生收集一本“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镌”，由“钦命文衡正总裁精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洪仁玕）制”的《诛妖檄文·旨准颁行》一书。该史册为32开本，计6张12页，属于宋体字版刻本，字迹清晰，便于阅读。距今有160年历史，是太平天国留下的史册，有收藏的价值。

作者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历数，以教私塾为生，后移居香港生活多年。咸丰九年（1859年）到天京（南京）获封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想有所作为，写了一部《资政新编》，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是当时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开明、务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是太平军和清军激战的年头，太平军攻占武汉未能如愿，而安庆保卫战正在进行，当年9月5日，安庆被清军攻陷，天京已无屏障，处于险境之中。从《斩妖檄文》中所述：“兹咸丰妖首于七月十六日已经丧亡，所立妖崽未满五岁”，而洪仁玕因安庆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而言，为了挽回太平军在战场中失败的颓势，此时写下洋洋千五言《讨妖檄文》，在结束语中提到，愿“天兵所到捷如摧朽，王威所临势如破竹，纵免玉石之俱焚，难免斧钺之惊悚。本军师等仰体我真主一视同仁之心，而切作尔天下士违天不祥之惧，爰举实事，期示四方，所愿卓英才，趁此共图骏业，并期果敢从事，无庸更执狐疑，还我中国之体面，决计只在须臾，遂尔举毕世之功名，转关只争俄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无作缓图，致贻后悔。布告中外，咸使闻告。”借此来瓦解清军，鼓舞太平天国军民斗志、士气，加强团结，以御清军，与清朝一争高下。

难得是该史册第1张、第2张、第3张被剖开，背面上满满记载民国廿八年（1939年）、廿九年（1940年）来往账目，可以作为研究抗日战争物价史参考的历史资料。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第3张第6页左上方，见到直径7厘米的圆圆大印，规格高，不可小觑。该印章外圈与内圈间距为1.5厘米，内圈直径为4厘米。外圈与内圈之间有印章的名称，清晰可见有五角星和斧头镰刀标志，不禁喜上心头，应该是枚红色的革命盖印。奇怪的是，印文是反字篆刻，字的排列也是反方向，令人费解。仔细琢磨，谜团终于解开，原来使用者在盖公章时极可能印泥过于浓湿，难以收干，顺便拿起此书，覆盖其上而留下的印迹，尽管字体字迹，有的还可辨认，有的漫漶不清，从背面透视，在强光照射下，终于看清在五角星和斧头镰刀上部分为中国工农红军6个字，下部分为政治部3个字，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使用的大印。

据考，1929年3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军和纵队（团）两级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与司令部平行，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所载，1930年夏秋，中央军委开始制定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提出建立红军总政治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整行条例草案》，提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指导全国红军中党与政治工作的机关”。“1931年2月17日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总政治部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原苏区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由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1932年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2月6日总政治部颁布《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对师级以上各级政治部和团级政治处机关设置以及各部门职能作了明确规定”。

这枚红军印章印文，仅刻“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既没有红四军三个字，又没有总政治部衔头。由此可见，初步断定是中央红军师部以上的政治部用印。藏品是在龙岩市范围内收集的，是当时活动在当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留下的印文。但该印文直径4厘米内圈中，未见部队番号，也有可能是使用者未覆盖上，留下让人猜想的空间。不管怎样，这本《斩妖檄文》书册，辗转留存至今甚为难得，成为文物中的革命文物，尤为珍贵，故以书中另有新天地之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