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春武

在武汉，吃早餐叫“过早”，到了江城，过早不来碗热干面，那算白来了。

清晨，我拐进一条叫读书院的小巷，巷口留下的2米高的隔离板、蓝色的帐篷、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似在微雨中无声倾诉那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民战争。

街头行人尚杳，那爿“罗记”热干面却有不少过早的人。这是一家夫妻店，店小生意好，别的小吃店前一个垃圾桶，罗记却摆了三个。10来平方米的地方，厨房占去十之七八，挤出狭长空间摆两三张小桌。临街一个桶状不锈钢大灶不断冒着热气，案上塑料筐盛着微黄的碱面、晶莹的米粉及各类调料：金黄的萝卜丁、黄的紫的各类酱料、暗红的辣椒油。靠墙电饭煲一锅汁料保着温，热气氤氲，飘着浓郁的香，诱惑人的食欲。

“老板，这是啥料？”

“臊子。”

“看看。”

勺子在底部搅几下，动作迟滞，盆底似沉着许多料子。待勺子浮出，我看见闪着光的褐色肉丁、白得凝脂般的小鹌鹑蛋，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料子，都在浓稠的汤汁里，口水不由得在嘴里打转，我想这厚重黑沉的臊子该是一碗面的灵魂吧。

小店前人行道摆着三五对浅绿的小凳和稍高些的橙色凳子。狐疑之际，见食客将热干面放在高凳上，自个儿一屁股坐上小凳，稀里哗啦吃将起来。原来这些高矮凳是移动的餐桌，随时随地灵活安置，天热时找一块凉爽地大快朵颐，雨天时寻一干爽处缩身而食。也许像热干面这样的小吃，最搭配的就是这样的小桌小凳子，檐下树旁，就着蓝天白云填饱肚子。

我点了餐，男的麻利抓一把面，放进捞篓里，探进那滚热的桶灶。干练的老板娘打了勺臊子入碗递过来，男的接过碗，捞起的面滑进碗里，又回给女人，女人笑问：加辣不？我忙说“不加不加”。她又迅速地这一匙那一勺的抖了各类汁料进去，不待我细看，已将那面放进我手心。

“桌上有料，自己加。”

店内小桌上另摆了数个不锈钢大碗，装了酸豆角、辣椒油等佐料，几抹香菜葱花撒上，一碗热干面竟珊珊可爱，悄然焕发出生命的色彩。

“妈妈，我也要酒。”

又来了一家过早的，五六岁的小丫头这样喊。我一惊，这么小的姑娘当真要喝酒，还是大清早呢？我见大多橙色“餐桌”上除了面，还有飘着雪白酒糟的一碗东西。

“那是啥？”我问。

“酒。”

“一早喝酒？”

老板见我是外地人，道“咱酒不醉人”，末了又加一句“甜的”。

“来一碗。”

“清酒？蛋酒？”

“蛋酒吧。”

“你坐，我给你冲。”

我坐小凳张望，在小店一角另摆有一个小炭炉，一把长嘴铝壶兀自腾腾冒着热气。

只见老板娘打个鸡蛋入碗，筷子打匀，右手提了铝壶，那滚烫米酒刷地冲入碗中，蛋花翻滚，仅几秒钟，蛋酒告成，蛋白蛋黄在碗里起起落落，飘着甜酒的香。面上浮一层雪白的酒糟，客家人名其酒娘。一碗蛋酒，沉的沉，浮的浮，装满江城的轻柔，最是江城的滋味。蛋花随酒入口，丝丝甜甜，滑滑腻腻，鼻中有清淡的酒香，嘴上却无一丝酒味。一口咸的面，一口甜的酒，竟配合得如此默契，面如霸王，酒似虞姬。蛋酒因面益显其柔，面因蛋酒更见劲道。一碗热干面，一碗蛋酒，撑起武汉人一上午的精神。

热干面很小很平凡，却是生活的本色。武汉城很大，像条条面线团结一起，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