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武平县大禾村一景。

林三妹，1896年冬出生在武平县大禾乡邓坑村冷水自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时送给钟家做童养媳，16岁与邓坑村大2岁的烧炭工钟锦华结为夫妻，次年农历二月，育一子取名钟永成，婚后第二年腊月，育次子取名钟永妹。夫家祖辈早期由武平县城南入赘邓坑钟屋，家有木屋一厅两间。由于贫穷劳累，长辈不到五十，双双离世，育有兄妹3人，兄长早年病逝，妹妹15岁嫁与龙坑一林姓人家。祖辈世代人单受欺，家境贫穷如洗，靠帮人打工为生。

林三妹之夫大部分时间为地主邓立文上山烧炭，1924年春患上疟疾，身体非常虚弱。为了生存，仍带病上山烧炭，在砍伐一棵杂树时，因劳累过度，滚落山崖，不幸身亡，卒年30虚岁。没有了丈夫的林三妹，生活更加艰难，两个儿子，一个11岁，一个才10岁，在饥荒季节，林三妹带着两个孩子到钟姓人家多的贤坑一带乞讨以度饥荒。

由于钟姓在邓坑居住的户数、人数极少，大地主邓立文不但是邓坑邓姓的一霸，还是武北地区的一大恶势力，经常欺压贫苦大众，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钟姓人家被迫不断外迁。三妹丈夫去世后，更受到邓立文家族的欺凌，受尽了百般苦难。1932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进入武平，在武北地区活动，同时扩充红军，林三妹得知红军是帮穷人的队伍，决意让两个儿子去当红军。这年冬的一个傍晚，部分红军扎营在邓坑背靠大山脚下的草罗伴祠堂里，林三妹家就在红军驻扎地不到300米的钟屋，红军刚扎下营地，林三妹就得知消息，当即提了一只畚箕，假装拔兔草来到红军宿营地，向红军说明了来意，要求把两个儿子送给他们去当红军。

当晚，红军来到钟屋林三妹家，见林三妹两个儿子虽已成年，但个子还不到枪高，也觉得太小，见老大稍大稍高些，健壮一点，答应把老大永成收为红军。第二天早晨，天刚露出鱼肚白，老大永成就跟着红军悄悄离开了草罗伴宿营地。那晚，红军去三妹家时，见其家庭贫苦，毅然主动送子当红军，而林三妹又很机灵，当下试探能否为红军做事。三妹爽快答应，第二天就为红军把一封信件安全送至亭头苏维埃政府一干部家，从此成了红军的秘密交通员，活跃在蕉坑、小澜、店下一带秘密交通线上，及时为红军和地方苏维埃传递情报和信息。不幸的是，长子参加红军后，母子再也没有见过面。长子在1933年的一次炸毁敌人炮楼时牺牲，尸骨未存，时年20岁。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三妹忍着悲痛，更加积极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同时打算将小儿子送去长子牺牲时的红军部队。由于小儿子刚患肺病未愈，大儿子牺牲前的红军部队又不在当地，三妹只好将小儿子永妹秘密送至贤坑一亲戚家，一边养病，一边学打谷笪（用来晒谷子的竹席）、钉笼等手艺，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交通工作。

林三妹没了儿子在身边，却减轻了不少负担，轻装上阵，以帮人挑担或挑小商品赶圩买卖作掩护，以此来完成组织交给的送信任务，经常来往于店下、河口、小澜、永平一带圩场，为红军传递了许多重要信件。有一次，为地主邓立文从县城挑盐等商品到邓坑，县城地下党组织托交了一信件，要林三妹交给扎营在邓坑蕉坑自然村的红军队伍，途经当风岭风吹口时遇上一伙土匪。土匪见两个都是少妇，欲将人与货一起带走。三妹见状，事感不妙，马上与土匪周旋，并声明这货是邓坑民团邓立文的。土匪听三妹说是邓立文的货，有点犹豫，放松了对她们的看管。三妹见土匪犹豫不决，又使出一招，对同伴说，我肚子痛，可能来“那个”了，我去处理一下，并暗示同伴跟着去，土匪只好默认，同意让她们去解决“问题”。她们迅速避开土匪，走到拐弯隐蔽处，快步冲下山坡，并大喊“有土匪、有土匪”，土匪见状也就没追了。货物虽被抢走，欠了邓立文一身债，但人和信件却安全了。第二天凌晨，三妹将信件安全送到了离邓坑十华里的蕉坑自然村扎营的红军部队。

1934年七、八月间，没有北上的某部红军回到蕉坑准备攻打反动民团邓立文势力，邓立文闻风逃离武北，躲进县城。扎营在蕉坑村的红军部队为得到周边中共地方武装组织的支持，与三妹取得联系，让她将一信件送至小澜苏维埃政府。三妹接受任务后，由于不是圩期，只好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下半夜天刚露白就出发。太阳刚冒出山头，三妹就到达小澜，把信安全交给了小澜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攻打反动民团赢得了准备时间。

完成了任务的林三妹，心情格外舒畅，在苏维埃政府干部家吃过早饭后，作了片刻休息，午饭后带着苏维埃政府的口信高兴地返程。行至坡带口接近桃溪张屋时，一伙钟绍奎部反动武装小队拦住三妹的去路，质问林三妹说，今天小澜一带不是圩天，也没有什么醮期，早上那么早去小澜干什么？是否送信到小澜土匪窝（骂共产党为土匪）？接受了什么任务？三妹回答他们说，我是邓坑头人，是去走亲戚的，我不懂得小澜有什么土匪窝，我只在当风岭风吹口见过土匪，并抢走了我挑的盐和其他货物，而且还是为邓立文家挑的。由于这帮人早上见她这么早路过，又在炎热的中午返程，怀疑三妹是为“土匪”送情报的，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重要情报，而三妹身上却没搜寻到任何信物。他们只好将三妹用麻蝇捆绑，带至民团团部，继续审问。当这帮人从邓立文处了解到三妹是红军家属时，这帮反动武装用尽各种酷刑对三妹进行摧残，他们均未在三妹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关押拷打半个月之久，未果，应武北民团头目邓立文要求，八月底将三妹交与邓立文民团，关押在邓立文民团的阴暗土牢里。邓立文怀疑三妹是为红军攻打他的民团去小澜送信的，因此对她恨之入骨，但又没任何证据，只好以红军家属为由，对三妹进行百般摧残，用尽各种手段，把三妹折磨得骨瘦如柴，但始终一无所获。时年冬月，邓立文以红军家属危害治安为名，下令民团处决林三妹。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三妹穿着一身既旧又破的单衣，被五花大绑，挺着胸，昂着头，喊着“红军家属不怕死，红军家属是杀不完的，红军一定会回来为我报仇的，你们不得好死”等口号，英勇走向刑场，牺牲时年38虚岁。

住在贤坑中村的三妹的二儿子，获悉母亲被邓立文杀害的消息，在贤坑的亲戚陪同下赶到邓坑，在邓坑村口找到被铡刀铡死的母亲，见到母亲头被砍下，挂在一棵大松树上的枝杈上，心中万分愤怒，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忍痛把母亲的无头尸体掩埋在自家房屋后面的坎头上，暗暗发誓要为母亲报仇。三妹的二儿子在事后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成了党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发起的各项斗争活动，最后加入了共产党，还当上了农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三妹和她的儿子钟永成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武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