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紫云

周末，大舅提议去归龙山，我欣然响应。这让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去归龙山的情景。那时大舅刚拿到驾照，租了车，载着舅妈、表姐、母亲和我，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十八弯，母亲晕车严重，到山脚时已吐得胆汁都出来了。

十年过去，我从少年走向青年，读懂了人生不易，也看过了世间复杂，更渐渐明白，漫漫路上陪伴我们的，不是良辰美景，而是心底那份不曾熄灭的信仰。

当年，在这片崎岖山道上，走来的不是香客，而是一支衣衫单薄、目光坚定的队伍。1929年3月11日，春寒料峭，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沿赣闽交界山路，首次踏上福建土地——那个叫楼子坝的小村，就在四都。没人知道，这支队伍将点燃怎样的火焰。四都人民后来才明白，那天走来的，是改变命运的曙光。

四都地处闽赣交界，山高林密，便于周旋和隐蔽，成为中央苏区稳固的“大后方”。特殊的山水，注定让四都在历史转折处写下浓重一笔。

山风拂面，我仿佛听见七十多年前的锤打声——在谢坊村丘氏宗祠，福建军区兵工厂的工人们修理枪械、制造子弹。全盛时，一百四十多名工人用最简陋的工具，为前线输送武器。楼子坝村姜畲坑，红军后方医院的伤员躺在竹床上，听山外炮声，等待康复后重新扛枪。这不是传说，是信仰支撑的现实。

从归龙山下来，我们驱车到长汀红军园。这里坐落着牺牲烈士纪念碑，碑身不高，却令人肃然。这座立于1933年5月20日的纪念碑，是现存最早的苏区烈士纪念碑，原刻五十八位烈士姓名，风雨侵蚀后仍可辨认五十个。五十八个人，五十八个家庭，五十八个鲜活生命，多少人在四都出生、长大，又在这里倒下？

我在碑前驻足良久，告诉自己：这些人，是为我们今天的日子而牺牲的人。

比如唐义贞，陆定一的妻子，冲锋在前，突围中牺牲。还有程义妹，四都早期革命领导人赖兴银的妻子，怀有身孕仍任红军运输队长，翻山运粮。她的丈夫赖兴银任区苏主席，妻弟程朝远任省苏执委，1935年就义，一家六兄弟全部牺牲；养子吕松承参加长征，养女钟志山做地下交通员......一家老小，全部走上革命路。他们比谁都清楚，这条路可能再也回不了家，却依然坚定踏上。这便是信仰。

午后的阳光洒在无名烈士墓上，这里安葬着许多反“清剿”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和群众，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但四都人民记得他们。同行的村民说，四都镇在册烈士四百八十八人，占当时人口百分之十以上——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倒在黎明前。更多无名者的鲜血，渗进四都每一寸土地。

从红军园出来，阳光把四都的山染成金红，归龙山熠熠生辉。我忽然明白今天这一路的意义。我们来拜山，求的是个人平安顺遂；而九十三年前，从这条山道走过的红军战士，求的是民族平安、四万万同胞的顺遂。

信仰，是在最黑暗时依然相信光明，在最艰难时依然相信终点，在明知可能牺牲时依然向前。它体现在红军翻山的脚步里，在兵工厂的锤打声中，在程义妹挑粮的身影里，在赖兴银一家六兄弟的悲壮中，在那四百八十八个名字和无数无名者的鲜血里。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真正让四都有灵气的，不是山中仙，而是山中魂——一种叫信仰的东西，比山更高，比水更深，比时间更长久。归龙山的路，我们走了一整天；信仰的路，他们走了一辈子。我停下脚步，含泪望向群山，向无名烈士行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