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生 文/图

三十八载春秋流过，父亲的影子总在思绪的幽微处浮沉。

父亲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听叔叔说，他是被地主家的孩子用石子打瞎了一只眼睛才辍学的。那眼睑终日半阖，像一扇关不严的旧窗，却挡不住他成为全县首位八级木匠的目光。他的手艺是有生命的。黄檀木刨刀下，卷曲的刨花如春日的柳絮般轻盈飞出；别人加工的柱梁，他只需瞥一眼，便知毫厘之差。即便是石匠砌的墙，他无须吊锥，亦能目测偏差。“以工代干”后，他管过全县三个建筑公司。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铃锃亮，清脆的声响总在小巷深处宣告他的归来。

父亲生性内向，骨子里却像一根绷紧的墨线一样耿直。饭局多是推不掉的应酬，酒后归家，他便陷在那把老藤椅里抽烟喝茶。我们兄妹几个是“怕”他的，那是一种源于敬畏的疏远，躲在里屋侧耳听着。母亲总是端出温在锅里的粥，疼惜地叮嘱他少喝空心酒。

他一生常穿那件洗得泛白的粗布中山装。我领第一份工资，托人从上海买回中山装与呢帽；第一次拿稿费，为他添了个保温杯。他接过时仅点头致意，可我分明看见，他那双粗糙的手反复摩挲着杯身的纹路。后来他病重住院，我买了一条好烟让他招待客人。病榻上，他那只好眼骤然一亮，责怪道：“花这钱做什么。”可我知道，抽了一辈子卷烟的他，心里是甜的。

父亲病得突然，也病来如山倒。县里的诊断书闪烁其词，只写疑似“肝Ca”或“肺Ca”——那时的人们怕“癌”字。那时打个电话要到邮局，三日后我才收到书信。坐了四五个小时班车赶到时，病房里的那个人已瘦得脱了形。几经周折转至市医院，竟是误诊：是肝硬化和肺结核。治疗月余，病情好转，他也胖了不少。腊月十三，他闹着回家调养并过年，医生应允，全家皆松了口气。

父亲回家调养后，本应逐渐康复，却因一次用药失误，命运急转直下。由于对药物剂量换算的疏忽，误将三日量的药一次让父亲服下。家人急忙将他送往县医院。可那里的救治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父亲输血后高烧不退。待我电告转院，一切已晚。

我赶到市级医院时，躺在救护车里的父亲已不能言语。医生诊断是过量的“利福平”摧毁了他本就硬化的肝脏。医生摇头，回天无力。一个星期后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兄弟们手忙脚乱，辗转把父亲送回到老家。

在颠簸的客车上，我托着父亲昏迷的头，望着窗外掠过的山峦，泪水决堤。

父亲走的那天，竟回光返照。一整天精神如常。我坐在床边陪他说话，望着他枯槁的面容，一股酸楚涌上心头，我肝肠寸断，终忍不住跑到厨房里撕心裂肺地恸哭。

往事如碎片，在脑中炸裂。

记忆里，父亲从不买菜下厨，唯独除夕，必买冬笋。在柴火灶膛里煨过，剥开与腊肉同炒。那口又香又韧的滋味，成了团圆宴上永恒的印记。

那年清明，我和父亲同去三洲扫墓。班车只到河田，余下的路全靠双脚。平日寡言的他竟一路滔滔不绝，讲童年，讲学徒生涯，讲对爷爷的记忆。他说，此生最有成就感的事，便是看着一幢幢房屋从平地升起。我惊异地发现，这个沉默男人的心里，竟燃似灶膛里烧旺的柴火。

母亲曾叮嘱他，孩子犯错不许打，因他手纹是“断掌”，会打坏人。我们果然从未挨过打。邻家孩子惹事，我被投诉到家。父亲听完原委，一把将我举过头顶。那一瞬，我以为自己会被摔得粉碎，脑中一片空白。然而双脚却轻轻落地，我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原来他是吓唬我的。

父亲懂风水，还会“捉四眼”；每年的端午，他总会用米酒调上雄黄，让每个孩子抿上一小口，然后含着喷上屋子的墙角旮旯；猜拳更是无敌，久经酒场从未真醉。

那天午饭，他劝我莫要调离家乡。我有苦楚难言——初恋破碎，外面的世界才有我的梦。可我不敢说。我怕他斥我自私，更怕他一劝，便再也狠不下纠结的心。话终未出口更未释怀，我恨自己许多年。或许，他也猜了许多年。

整理遗物时，床头柜上放着那只保温杯，杯底尚余半盏残茶。那件中山装叠在橱中最显眼处，口袋里塞着半包我送的烟。呢料鸭舌帽挂在墙上，簇新如初，想必是他不舍得常戴。

如今走过老宅小巷，恍惚间仍能听见那辆永久自行车的铃铛声。路过他亲手指挥盖起的楼房，敬意与思念便翻涌而上。

那把老藤椅还在，只是再没人坐在上面，抽烟，喝茶，讲那些遥远又亲近的往事了。

父亲走后那一年，梦成了唯一的归途，也成了最深的惊扰。常于半夜惊醒，恍觉还有千言万语未曾说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煎熬，如蚁群啃噬，无声却锥心。

他走时，我的孩子尚在母腹，不过两三月光景。而今，他的曾孙女都已四岁。我想，父若健在，今年恰百岁华诞，他定会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抚过曾孙女柔软的发顶吧。

窗外树影婆娑，父亲的影子仿佛就在光影交错间，像小时候那样教我走路教我勇敢，把苦累藏心里，从不说艰难。我忽而明白，父亲已走38年了，这个沉默的影子虽不发一言，却始终在那里，替我们遮风挡雨，也驱动前行的力量。

原来，父亲的影子，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