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庆昌

看到这个标题，也许有人会说：土。

土是土了点。但是，老家的那座由我亲手建起来的碉堡式的厕所，却像一座航标，永远地立在了我的心头。

那座厕所是我回老家大池北溪当知青的第五年建的。当时，我们队里与我同时期下乡的几十名知青先后都回城工作了，在我后面几批下乡的知青也陆陆续续招工走了，而我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我招工，如果要长期在农村，吃菜是一个大问题：自己没有肥料，种的菜就长不好，经常就没菜吃。为了积肥种菜，我想在生产队分配给我的自留地上建个厕所。我的这个想法经生产队同意后，我就开始准备了。

我参考当地厕所的样子，构思了一个草图，然后抽空备料，下河挑沙石，上山砍木料，拉车买水泥......邻里乡亲看我要建厕所纷纷前来帮忙：送两筐沙、挑几担石头，帮忙和水泥、劈木料，有的还帮忙出点子、借工具......

材料备齐了，我请了个师傅，给他打下手，做小工，就破土动工了。

从备料、挖基、砌墙到盖顶，忙乎了三个多月，一座与当地风格完全不同的厕所在我的祖屋赞绪堂的西侧建成了！

当地的厕所都是三合土筑粪坑，黄土夯墙，斜屋顶盖瓦。而我的厕所，粪池用石头铺底，水泥浇灌，这样防漏效果更好；墙体用石头砌成，为了通风，墙体的上端还留了两个孔，有点像碉堡的枪眼；屋顶用杉木铺成一个中心高四周低的弧形平台，上面铺一层石子，然后再用水泥浇灌抹平，墙边搭一个梯子，人可以上到屋顶，顶上干净光滑，可用于晒地瓜干之类的东西。

因为厕所地势比较高，旁边的房子是一层的矮土房，孤零零的样子显得很高，有鹤立鸡群的韵味，很特殊，很醒目，像碉堡，又像烤房，就是不像厕所。它是我在农村七年生活中自己构思、亲手建造的唯一的“艺术品”。

厕所投入使用后，我开始有了肥料，菜也就长得更好了，于是，一种幸福和喜悦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建这座厕所，本来是为了积肥种菜，而后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我的初衷，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

快乐的时候总觉得日子很快过。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6年春天。那天上午，我正在田里插秧，有人叫我，说生产队长在我的厕所旁，要我过去，有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田里爬起来，满腿泥巴光着脚往厕所方向跑。过了小桥，看见碉堡似的厕所旁，金色的朝阳下站着两个人：一个卷裤管穿黑衣服戴斗笠的是生产队长；另一个戴草帽、把白衬衣扎在裤腰皮带里的人我不认识。等我跑近他们，就听队长对那个戴草帽的人说：“他就是吕庆昌，这个厕所就是他建的。”队长又转头对我说:这位是上面来检查生产的柯同志，他看到你建的厕所跟别人不一样，又听我说你是知青，就叫你来问一下。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忐忑不安地看着那个戴草帽的干部模样的人，心想，是不是建这个厕所出了什么问题？

那个戴草帽的人把我打量了一下，说：“小伙子，你是哪一年来下乡的啊？”我答：“我是70年3月来的。”他说：“哦，已经六年多了。你怎么想起来要建厕所啊？”

我一听这话，心里更紧张了，怯生生地再看了看他：草帽下一张黑里透红的脸，可能四五十岁的样子，微笑着，很和善，很亲切，不像要骂人。我稍舒了一口气，把积肥种菜的想法说了。

他听完后说：“你讲话口音不像龙岩人，老家在哪里啊？”

我告诉他，我的祖籍就在这里，父母都在云南工作，出生在昆明，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回来的。

听我说了这些，他向我走近了半步，语气更温和了：

“你回来这几年，父母来看过你吗？”

“没有。”

“那你回过云南吗？”

“也没有。”

“你不想回去看看吗？”

“想是很想，就是路太远，车票太贵。”我不好意思地答道。

“哦——”他叹了一口气，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支钢笔，又从裤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接着他问了一些有关我劳动、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如刚来的时候习惯吗？会听本地话吗？现在田里的活都会做了吗？除了出工干活还做些什么？读过些什么书？等等。我都一一回答。

他又问：“你入团了吗？有没有任什么职务？”

我回答：“下乡的第二年入团，现在是公社团委委员、团支部书记。”

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点着头笑着，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着。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想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吗？”

他这话问得太突然，我支吾着说：“嗯，不懂，没想过这事。”

听我这样说，草帽下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他转过头对着队长说：“有的人在大会上表决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只待了一两年就进城了；他没有说要扎根，却干了六年多，还建了这么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厕所，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啊！”

说完，他又问队长：“你们队还有几个来了六年的知青？”

队长说：“这几年，年年都有新的知青下来，干了六年多的知青，现在就他一个了。”

戴草帽的人点了点头，转头问我：“你刚才在做什么？”

我说：“在插秧。”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庆昌啊，你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你既要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要种好你的菜，更要挤时间多读书、多学习啊，好好干！”

我觉得他很温和，讲得很有道理，就连声说：“好！好！”

离开了他和队长，我心里一阵轻松：看来那厕所没什么问题。于是对刚才发生的事，没有细想，也没在意。

过了十多天，我突然接到调我到龙岩工作的通知，在经过政审、贫下中农评议、填表、体检等程序后，五月中旬，我正式到龙岩县委机关报到上班。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激动、快乐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当我慢慢地熟悉和适应了新的工作，激动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想：我怎么突然就离开农村，被招到机关工作呢？这会不会与那天上午见到的那个戴草帽的干部模样的人有关呢？于是，我很想打听一下这个人姓甚名谁？在哪里工作？但是我的工作比较特殊，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又因刚参加工作，不好意思请假。一直等到春节，我才请假回了一趟北溪。这是我进城工作八个月后第一次回去，虽然县城离北溪只有27公里。

我带着那个疑问去找了生产队长，队长说，他只知道那个戴草帽的人叫“柯同志”，那天是从公社走路来了解春耕生产的。

我又跑到公社去问，他们说，确有这么一个干部，姓柯，是省里来的，但很快就走了，只知道回省城去了，但不知道去了什么单位。

我有些失望、遗憾。

此后，我时常会想着他，想着草帽下他那和蔼的脸庞和他讲的那些当时我听不太明白却意味深长的话。我也时常在回忆我突然调动的经过。我想，论表现，那几年，我风雨无阻，天天出工，学会了田间的各种农活，连年被评为公社、县和地区级的优秀共青团员、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但每年招工却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那天见到他后，不久我就调走了呢？于是我确信：我的工作肯定与他有关。

我虽然最终都没有找到那个戴草帽的人，但那天在哪金色的朝阳中，在我的厕所旁边发生的一切，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

我长期在外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老家看看，每当我经过那座厕所，都会放慢脚步，向它凝望；厕所在日晒雨淋中，一年一年的变旧了，变老了，破损了，但它在我心里却美好如初！

我忘不了它，更忘不了他。无论我离家多远，也无论我工作岗位怎么变换，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他们给我的不仅是一份念想，更是一种昭示，一种提醒，一种启迪。一想起他们，我就想起了那火红的知青岁月和艰苦的农村生活，就想起家乡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就想起那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这时，耳边仿佛就响起了他爽朗的笑声和温馨关切的话语......

在漫长的工作历程中，我渐渐地在模仿他，也像他那样，身上随时带着钢笔和笔记本，经常到田间地头、车间工矿、基层一线与工人、农民和干部交谈，并随时记录下一些数据和资料。我曾在棉花滩移民工地、在偏僻的乡村、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一帘幽梦的大学生创业园、在山林火灾的突发现场、在科学制种的试验田......去调查研究，发现、考察人才，并向组织推荐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人才。

前几年，我的堂哥洋海想将他名下的老房子拆掉重建，为了方便建筑机械的进出和运送材料，要在老屋的西侧修一条路，而这条路要从我的厕所地基上通过。堂哥来与我商量，希望我把那个厕所拆掉。

在我心中，这个厕所不仅仅是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一个建筑物，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一座航标，是一缕难以割舍的念想！它时时在提醒我、指引我：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工作？为谁工作？又如何工作？

而现在，堂哥要求我拆掉我亲手建起来的这座厕所，我心中五味杂陈，万般不舍！

但是，为了方便堂哥建房，我还是忍痛答应了堂哥的要求。

拆除之前，我站在厕所旁边，怀着复杂的心情，请人为我拍下了我与它的第一张也是最后的一张合影。

堂哥的房子动工了，轰隆隆的钩机开过来了，随着一阵沉重的巨响，我老家的那座厕所永远地消失了！

那座高挑的碉堡式的异样的厕所没有了，但它作为航标的形象却永远地屹立在我的心头；同样，当年在那片金色的朝阳中，那个戴着草帽的人，他爽朗的笑声、和蔼的脸庞、亲切的话语和殷切的教导，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