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西瑞金沙洲坝的『红井 』 宋客 摄

■ 赖抡新

江西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当年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井的故事脍炙人口，“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成为老区人民对毛主席的深情眷恋。

1933年4月，毛泽东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看到当地群众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便决心为村民解决吃水的问题。他亲自带人到村外寻找水源，但因距村庄太远而放弃，同时向群众宣传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解除群众关于打井会破坏“龙脉”的顾虑，带领战士和群众在村头成功挖了一口水井，群众从此用上了干净的井水。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要填埋这口井，当地群众奋起反抗保护水井。反动派白天填埋，群众夜里挖开，双方反复“拉锯”，水井最终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更是精心维护，并将水井取名为“红井”。

红井，是共产党人亲民爱民情怀的重要标志，也是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见证。一桩桩，一件件，那般温暖，久久传唱......

1931年夏，毛泽东经洋溪村的一座老旧木桥过绵江河的时候，木桥窄小，时值雨季，绵江河水位高、水流急，过桥摇摇晃晃很危险。毛泽东请来相关负责人商量，在小桥不远处兴建一座新桥，以方便群众过河。建造新桥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到工地察看施工情况、帮助传递木板。不久，一座装有栏杆的大木桥建成了，当地群众将此桥命名为“红军桥”。

1931年10月，毛泽东借住在叶坪村谢大娘家，发现房东大娘住的房间光线太暗，不能做针线活。毛泽东便把此事记在心上。次年，红军攻打漳州，便嘱咐红军部队购得“玻璃瓦”，为谢大娘的房间装上了透亮的“天窗”。

毛泽东在沙洲坝住的房子外面是一条路，他了解到夜里群众从这里经过，因天黑常感不便，便让工作人员在靠路的一面墙上开了一个窗口，晚上让自己屋里的灯光从窗口照出，方便群众过往。

1933年4月，在开展社会调查时，毛泽东发现沙洲坝的农田大多没有水利设施，只能种些旱作，群众收入低，生活难改善。茅屋家杨大伯有四个儿子，大的三十出头，小的也二十来岁，因家底薄都未成亲，一家人时常唉声叹气。毛泽东到杨大伯家的地里及周边走了几遭，说：“地是够肥的，如果有水，能种水稻呢！”便领着机关干部和群众在后山筑了个水塘，又顺着山势开挖水圳，哗哗的山塘水引进了杨大伯的田里。杨大伯种上了水稻，经过勤劳耕种，当年就有了好收成。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正在住处起草“二苏”大会报告，杨大伯兴冲冲地来请毛泽东去他家喝酒。原来，杨大伯的大儿子娶上媳妇了！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水对于农业真是太重要了！于是，提笔在“二苏”大会报告上加了一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此后，苏区各地兴起了一股兴修水利的热潮。

中央苏区其他党政领导及红军将士，为民做好事、办实事的故事同样被当地群众津津乐道、世代传颂。

1929年2月9日，时值大年除夕，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主力被国民党军一路追击，饥寒交迫，行军至瑞金大柏地，决心在此设伏痛击追兵。但当地百姓不了解红军，全躲进了深山。红军无处筹粮，只得从未知主人的地里、屋里找来米、菜，一时又无现钱，便以连为单位开具欠条，说明红军只是暂借，日后必定照价赔付。这一仗，取得了被陈毅评价为“自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的重大胜利。一个多月后，红四军重返大柏地，战士们挑着银元进村兑现欠款、赔偿战斗损失。世世代代哪见过这样的队伍？乡亲们交口称赞红军乃真正的仁义之师！1933年夏，毛泽东因从事调研工作，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再次回到了大柏地。面对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他触景生情，回忆往事，欣然命笔，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3年4月，红军总司令朱德住在沙洲坝的乌石垅，发现红军家属刘才发姑一人带着孩子，靠种田和烙豆腐干过日子，生活比较艰难。朱德便经常光顾刘才发姑的生意，当起了小摊的“常客”，还与耕田队一道，亲自下田当“劳力”，帮助耕作。

1933年8月，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得知红军大学学员误砍了分给农民“私山”上的树木，当即约请砍树的学员谈心，要求学员们时刻关心、爱护群众，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并自我检讨没有尽到提醒、教育之责。学员们立马带上砍来的树木，到群众家登门道歉。

1931年8月，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黄埠头村贫农黄木生，全家6口人，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种红薯也只长根不结薯，一年下来收成甚微。邓小平了解到该村主持分田工作的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便带着铺盖到村里住了下来，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重新组织农民按肥瘦、水源和远近均匀分配土地。黄木生激动不已，抓起一把黑土说：“这回我是真正翻身了！”

那时，不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还是基层政府、普通共产党员，践行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的誓言，履行忠于职守的诺言，在苏区蔚然成风。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奉命留守苏区打游击，并负责保管中共江西省委的全部经费，共13根金条及一堆银元、首饰，他用褡裢外加油布包着带在身上。突围时身负重伤，孤身一人在山洞里自己寻草药治疗、采野果充饥，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半年后伤好，他隐姓埋名，住破庙茶亭，以乞讨度日，苦苦寻找党的组织。谁也不知道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身藏巨额财富。直到1937年，成立临时江西省委时，他才取下腰间脏兮兮的包裹，放在桌上，大家打开，金条、银元和首饰分文不少。人们难以想象，瘦骨嶙峋、贫病交加的刘启耀，竟然“腰缠万贯”，且身处绝境也未动用分毫。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