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

在红四军入闽大好形势激荡下，毛泽东创作了不少诗词，其中以“六首词”最为著名，即《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六首词”由《人民文学》将群众传抄稿送交毛泽东，传抄稿是50年代末从邓拓手中收集而来，由擅长书法的张兆和用毛笔恭楷誊抄。1962年5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了《词六首》。

《清平乐》为《词六首》的第一首，原题为《清平乐·进军福建》，经过修改后，其中的“一枕黄粱再现”和“收拾金瓯一片”成为高度的艺术提炼，以虚写实，思想性有了质的飞跃，真正达到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红旗插向汀江”改为“红旗跃过汀江”，鲜明、生动，具有整体画面感，艺术效果突出。“直指龙岩上杭”和“直下龙岩上杭”改了一个字，“指”是未然之词，“下”是已然之词，显示了红四军入闽的动态局面，与“分田分地真忙”一气呵成。

改动诗词作品的文字或者题目是文学创作的常见之事。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派涂光群、萧德生从邓拓手中收集十几首，以编辑部的名义将誊抄稿寄呈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抽空修改后寄回发表。1962年，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计划第二次较集中地公开他的诗作以示纪念，又重抄出来再次送呈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收到这些词作之后，先后给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看过。毛泽东又把这“六首词”寄给陈白尘“斟酌修改”。1962年5月12日，《人民文学》5月号按期出版了《词六首》，“红旗跃过汀江”等被改动表述之后，词句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

诗歌是强烈感情的流露，毛泽东从1930年代的“马背”即兴之作到1960年代的定稿发表，除了精益求精的艺术要求之外，还蕴含着时代气息。1960年代初，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上某些工作的失误，致使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工业生产也下降40％。毛泽东认识到了“冒进”的危害性。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驱动下，毛泽东发表《词六首》之际，要求田家英查找“不周山”的典故。而后，他为“不周山下红旗乱”作了一条长达400多字的注。共工却被毛泽东视为成功的典范。这不仅是因为“共工”恰好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着字面上的巧合，更在于共工是一位敢于挑战、奋斗不息的战士，这符合毛泽东从大跃进的低谷中走出的心态。《词六首》的写作时间是毛泽东走出困境，转战闽赣之际，表达了革命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为了让读者了解毛泽东《词六首》的历史背景和写作意图，《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正式刊发之前，请郭沫若对每首词作逐一撰写诠释性文字。郭沫若为了解读词作，在1962年4月23日致信秘书王戎笙协助查找有关史实和地名，“主席这六首词中，如‘军阀重开战’这首，大概是指蒋桂之战吧？1929年军阀之战颇多。‘直下龙岩上杭’，此项如决定，便可决定前者。”郭沫若依照时间轴线逐句解读词作，丝丝相扣，合情合理，将《清平乐·蒋桂战争》完全放回到了红四军入闽的历史情景之中，令人信服。1965年，《光明日报》准备发表毛泽东撰写《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手迹，郭沫若以《红旗跃过汀江》为题再次解读词作。他指出，“我们对于标题可以不必过于拘泥。事实上这首《清平乐》并不是以写军阀战争为主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下半段，军阀之间的战争只是陪衬而已”，并认为毛泽东以“黄粱梦”为典是科学性预言：“由于主席在使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把‘人间怨’的阶级仇恨，看得深，看得透，看得远。在黑暗如漆的军阀混乱的旧中国的另一面，已经有把‘人间怨’化为物质力量的红旗灿烂新中国了!”他特别指出了这首词与红军入闽的关系。

“红旗跃过汀江”的象征化越来越明确，演变为闽西革命历史书写的关键词。1977年，龙岩县设立创作组，邱炳浩、刘培基等人创作《红旗跃过汀江——毛主席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颂歌》。1977年，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以《红旗跃过汀江》为题发表系列论文，缅怀毛主席在闽西的伟大革命实践。1979年，张鼎丞、谭震林署名发表《红旗跃过汀江——庆祝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回顾和总结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红四军入闽”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转折点。如今，这段历史往往以毛泽东的词作名句“红旗跃过汀江”进行概括性描述，不仅有着文学创作不断修订调整的本身特征，而且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内外局势有关。关键是，不仅毛泽东本人推动着“红旗跃过汀江”的展开与定型，而且郭沫若等人通过对《清平乐》的细致解读，将文学表述深深地嵌入时间轴线之中，固化为历史的标准叙述，并通过《毛泽东诗词》等权威文本成为文化象征，最终与红色历史的记忆建构藕合为日常的思想文化，成为革命历史书写的关键内容。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