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浩

1931年4月，在闽西革命根据地腹地连南的芷溪村，指导妇女工作的王叔振，将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小儿子刘熊生，托付给了当地的农妇邱满菊。

王叔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烈士的妻子，受党组织委派，1930年11月到连城南部的芷溪、新泉一带工作。为了全力以赴投身革命，王叔振强忍骨肉分离之痛，做出了这个异常艰难的决定。1935年，王叔振倒在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屠刀下。

邱满菊和时任芷溪区苏维埃政府秘书的丈夫黄荫达，不仅欣然允诺抚养刘熊生，为保万全，还将自己出生不久的女儿悄悄送给了别人，对外声称小熊生是自己的孩子，改名“黄熊生”。不料，收养小熊生仅十几天，黄荫达就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羁押起来，不久后就被“错杀”了。而这时的邱满菊，年仅22岁。

一个22岁的寡妇，选择生活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但是，邱满菊记得自己对王叔振的承诺，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一定会把孩子抚养成人”的选择。

黄荫达的哥哥黄荫湖是个中医，在本村开了一家叫做“杏林春”的诊所，兼营中药材。当时他们兄弟姐妹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组成一个大家庭，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等日常消耗大都由黄荫湖“杏林春”的收入维持。红军长征后，白色恐怖卷土重来，“杏林春”的收入大不如前。黄荫湖支撑不下去，只好分家，让大家各谋生计。从此，抚养小熊生的重担就落在了邱满菊一人的肩上。

孤儿寡母在旧社会的农村讨生活，实在太艰难。独自带着小熊生的邱满菊，白天除了种地之外，还做脚力，为商贩挑杂货挣钱；晚上则领些缝制衣裳、做棉布鞋、帮裁缝安纽扣之类的活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残害红军家属，特别是对红军干部的后代，更是残暴到了斩草除根的地步。面对威逼利诱，邱满菊始终咬定熊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国民党民团拿不到真凭实据，只好不了了之。尽管生活艰难，邱满菊还是把熊生送进了学校。熊生从小聪慧好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经常帮助母亲打理家务。

看着熊生一天天长大，邱满菊心里嘀咕着，自己一个妇道人家，靠种地、做针线活、挑担讨点生活，将来拿什么为儿子娶妻成家？于是她省吃俭用攒了几块光洋，从邻村抱回了一个三岁的邱姓女孩做熊生的童养媳，取名“邱雄凤”。没有文化也没有技能的她，靠着每天披星戴月的奔忙、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的节省，承担起了两个孩子的吃饭穿衣、读书识字。

连城县解放时，熊生已经上初中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邱满菊和她的孩子们的生活依然过得相当艰难。初中毕业后，熊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连城一中高中部，不久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已辍学在家。

1953年，在蔡畅大姐的帮助下，党组织终于找到了刘熊生。党组织希望熊生能去北京与哥哥们团聚，并在那里治病和继续上学。邱满菊知道这一喜讯，也极力劝说儿子“去北京过好日子”，熊生却毅然决然地要留在芷溪。他衷心感恩党组织对他的关怀，但他不能离开换了女儿收养自己、历尽艰辛把他拉扯大的养母。他要尽人子之责，为养育他的母亲尽孝！

熊生与雄凤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成年后顺理成章结成夫妻，婚后育有三女二子。熊生夫妇非常孝顺养母，养母身体稍有不适，必定亲侍左右，跟养母讲话总是和颜悦色，对老人的吃穿住行都照顾得很周到。看到儿子家庭和美，其乐融融，饱经风霜、历遍辛苦的邱满菊感到十分欣慰。

1966年9月，邱满菊因积劳成疾，走完了她的一生。

邱满菊是平凡的，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但作为苏区母亲，她又是伟大的，她以毕生的努力和付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