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礼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福建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开辟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成功之路，此举为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领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但由于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而大都遭到失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革命的正确道路，成为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创建中国红军第四军，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清楚地解释了当时四周都是白色政权，而我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产生、发展起来，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受当时党内盛行“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此时的毛泽东还尚未形成全党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

1929年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1929年3月，红四军攻下长汀城后，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国“一般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到闽西地方指导工作，并一边养病一边深入调研，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党内思想斗争中逐步明朗起来的。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给林彪的回信明确指出“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立足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任务，从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完成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著名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之后，毛泽东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篇章，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跃然纸上。

以古田会议为分水岭，毛泽东基本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即便是在后来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思想观点并在工作中一以贯之，直至不断被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接受，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成为党内共识，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于1945年党的七大写入党章。党的七大之后，毛泽东思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袖特质进一步凸显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政治上更沉稳老练，领袖特质进一步凸显。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团结同志。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党内逐步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红四军党内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常常会给予严厉批评，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以至一些随他上井冈山的同志后来却不太支持他，这也是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的重要原因。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毛泽东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妥，懂得脾气要改，更好地团结同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注重团结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沉稳、思想上更加成熟。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展开讨论。据时任红四军秘书长江华的回忆，“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这场争论从湖雷会议开始，随后争到上杭白砂。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愤然提出了辞职。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多少有点意气用事，为随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埋下了伏笔。经过在闽西地方半年多的思考，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毛泽东认识到自己有时过于感情用事，说了一些过分的话，进行了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政治上更加沉稳，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不再轻易提出辞职了。即使在王明“左”倾路线的一次次的打击下，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军队的领导岗位，但是他不争不辩，韬光养晦，不再像之前一样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更加讲究策略，工作方法更为老练。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向周恩来提议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促成了博古同意召开遵义会议。

三、古田会议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袖地位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古田会议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同时在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也逐步提升。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同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1931年1月，在江西宁都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正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出色的领导和指挥能力，领导苏区军民打败了国民党一、二、三次“围剿”，在苏区军民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因此中央在研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人选时，毛泽东成为最合适人选。也正是毛泽东在苏区军民中享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威信，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时即使对毛泽东多有不满，也只能通过批评“罗明路线”来隔山打牛批评毛泽东，无法撼动毛泽东在党政军民中的地位。

1935年1月，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再一次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通过遵义会议得到党和红军的拥戴，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可以说，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党和红军领袖地位，与古田会议定下的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系古田会议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