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建明

“种田人真惨凄，我的家又贫，又没盐，又没米，实在很惨凄……”这段反映新中国成立前贫苦农民生活的歌谣，直到现在我还能用漳平话哼上几句，这是小时候我的外公陈永茂在蚊帐里教我唱的。

想起外公，就想起外公带领全家人摆脱饥饿解决温饱的往事。年幼时在漳平乡下的南洋党口村“三德堂”，我经常和外公外婆同睡。在蚊帐里，我经常听外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关于种田和饿肚子的往事。外公说新中国成立前，南洋乡的农民们就和民谣里唱的一样，每天都在和饥饿抗争。他年轻时躲避“抓壮丁”，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山里去躲藏，在山涧边忍饥挨饿，有几次差点饿死。

外公还告诉我，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南洋乡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陷入可怕的饥荒。看到家里已经快没东西吃了，外公就到漳平新桥大瑶煤矿的井下去当挖煤工，挖煤是重体力活，但是矿上有粮食。外公省吃俭用，用工钱把食堂每天的锅巴都买下来晒干贮藏起来，还买了很多包菜叶子。那一天，外公从麦元坐火车到卓宅，然后挑着锅巴和包菜叶走路回南洋党口村。当外公回到家时，我的母亲和大舅因为出门找吃的东西倒在路上奄奄一息，母亲倒在远一点的小路上，大舅倒在三德堂的大门口边，都已经昏迷了。外公把两个快要饿死的孩子抱回家，用包菜叶煮汤，用汤匙把小孩的嘴巴撬开灌下去，很幸运热菜汤下肚后，两个孩子慢慢活了过来。在之前，大家在外曾祖母的带领下，把糠吃完了，然后就吃山苍子树叶做的“粿”，到最后已经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关于在这次大饥荒中母亲和大舅几乎饿死的事，我多次听外公、母亲、大舅舅说过，特别是我的母亲也无数次地说起，我的儿子每次听完都觉得他的奶奶是在讲童话里的故事。

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由过去的大集体变成“单干”，外公带着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吃饱饭的好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经常听外公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名词，也听说就是从这次会议后，南洋乡的农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都能够吃上饭了。当过南洋公社党口村生产队长的外公，天天都说“党的政策好”，因为党的政策好，农民能够有饭吃了。

小时候，我都是暑假到乡下去住，这个季节南洋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就是割稻子和做茶。夏季割稻子，那就是全家所有劳动力齐上阵，小孩子一般帮着做拾稻穗、“抱禾”之类力所能及的活。外公带着全家在田里割稻子，上午和下午中途都要吃点心，才有力气继续干活。最常见的点心是豆角干煮米粉，也有米浆粿，这时候我就负责把碗筷和点心用扁担挑到地里。当大人用打谷机脱粒的时候，小孩们就要帮忙“抱禾”，把一捆捆稻穗用抱或用肩扛送到打谷机的位置，大人一边用脚用力踩打谷机，一边把稻穗反复在转轮上摔打，这时谷粒就脱落在挡板下。割完稻子，大人小孩还要一起把田里头细小的稻穗拾起来，不能浪费一颗宝贵的稻米。 在收割稻子时，农民们对一种叫“汕优”的水稻品种最欢迎，漳平本地话发音叫“仙优”。这种水稻产量高也好吃，农民们都喜欢种。产量提高意味着不再饿肚子，这个是外公也是母亲最刻骨铭心的事。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才知道漳平话里所谓的“仙优”水稻，是我们龙岩的农业专家谢华安培育的“汕优63”杂交水稻品种。这个品种从1981年育种成功后，闽西各地的党委政府就在农村推广，不仅高产，而且抗病强，第二年就农民们就抢着种了。

在南洋党口村和外公在一起生活的时光，我学到了他热爱劳动、热情、善良、勤劳的优秀品质，也深深体验到了摆脱饥饿、吃上饱饭是多么伟大和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