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的土地革命由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永定县溪南开展的分田运动开其端绪。1929年3—5月，红四军两次入闽，在闽西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展原有的革命基础，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根据地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当时分田的范围占全区总户数、总人口的70%以上。1930年春，闽西又深入进行了“抽肥补瘦”、调整土地的工作，到同年六七月间方告结束。闽西土地斗争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地开展提供了借鉴。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还乡地主也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纷纷夺回已分的土地。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条例》，规定原来已经没收分给农民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这样，经过复辟和不断的蚕食，原属闽西苏区的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漳平等县被地主收回的土地有267个乡，遭反攻倒算的农民有53万多人。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留下来坚持革命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游击斗争中心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地的农民，向还乡地主开展了和平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等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当地主将要收租时，红军游击队组织农民张贴“收租者杀”的标语，以警告收租地主。对不听警告且有罪恶、农民痛恨的地主，实行镇压，借以杀一儆百。此外，红军游击队还在收禾季节，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每当地主带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时，游击队就在地主运粮回家途中进行袭击，帮助农民夺回租粮。经过这些斗争，在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入活动的地区，农民对地主实际上是不交租的。在这样的地区，土地所有权表面上是地主的，实际上仍归原来土地革命时分得该地的农民。

至1937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经过艰苦的合作抗日谈判，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民党当局保证：“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保持原状；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从而确认了保田地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938年3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闽西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恢复封建土地业权的时机已到，便重新提出土地问题，一再煽动、策划和支持地主、豪绅进行反攻倒算，逼租夺田。闽西党组织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业主团收租、开办试验农场、征收军米等多种形式的保田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阴谋，取得了保田斗争的完全胜利。

1943年，由于国民党福建当局特别不满龙岩“迄今全县四分之三土地，尚存留生授死归不纳地租”的现状，便变换花样，在闽西的龙岩等县推行所谓变佃农为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这种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对现实的农村土地关系进行某种有补偿的调整政策，实质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承认地主土地业权。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这一政策收效甚微。所以，到抗战后期，中共闽西党组织恢复活动，重建自卫武装后，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反对“扶植自耕农”的斗争，迫使龙岩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底将扶植自耕农的办事机构也取消了。这样，国民党吹捧一时的“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最后也在闽西以失败而告终。

经过长时期尖锐复杂的斗争，闽西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终于部分地保住了土地革命的果实。据新中国土地改革前调查，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的15个区、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这是闽西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保田地区甚至还保留一年一度“抽死补生”“抽嫁补娶”的调整土地习惯，这是中国农运史上的奇迹。

永定区合溪乡宣传干事 戴金帆

重温闽西保田运动故事，让我感受到闽西儿女的勇敢才智；也正是这些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为百姓谋福利的革命先辈的努力，我们才得以有今天富足美好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要从革命先辈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学党史深化悟思想，以悟思想促进办实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到基层工作中，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乡村建功立业。 （记者 刘玉荣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