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廷彬 杜红伟 石芳

初夏，晨雾缥缈的长汀县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

斑嘴鸭、八哥、黑领椋鸟……还有那些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常见的和稀有的，或在丛林山涧，或在城市公园，欢快地跳跃、歌唱，开启了寻常百姓新的美好一天。

灵性的鸟儿栖息，映衬出这片土地的良好生态环境。鸟儿的明眸，洞察着长汀广袤大地因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由“赤”转“绿”，由“绿”变“富”的生态变迁。

鸟儿的乐园

6月2日凌晨，闽西日报退休摄影记者朱裕森扛起5公斤重的长焦镜头，冒着雨一头扎进长汀大山里拍鸟去了。这种拍鸟生活，成了他退休三年多来的常态。

4月20日开始，朱裕森与伙伴们在长汀大同镇持续观测一个多月，在省内首次完整记录下全球30种濒危鸟类之一的海南鳽（jiān）野外繁殖过程。如此珍贵的收获，令他拍鸟的热情更加高涨。

“海南鳽对生存环境要求比较高，此次发现的海南鳽属于留鸟而非候鸟，可以反证长汀生态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已成为越来越多鸟类理想的栖息地。”知名鸟类专家、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博士林清贤告诉记者。

置身福建汀江源国家级保护区里，周遭都是醉人的绿意和负氧离子。在中璜管理站观鸟湖中，时常可以看到成双成对的鸳鸯游弋在平静的湖面，悠然自得。调查显示，几年前在此踪迹难寻的鸳鸯，如今已有40多只。“保护区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著名鸟类专家余希在保护区科考时发现，这里野生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均有明显增加。

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也是鸟儿的乐园。《森林与环境学报》2019年第一期刊发的《汀江国家湿地公园鸟类多样性及季节动态》一文称，调查显示共记录到鸟类14目44科118种。在鸟类各居留型中，留鸟68种，占57.6%；冬候鸟27种，占22.9%；夏候鸟16种，占13.6%；旅鸟7种，占5.9%。

“在长汀拍了多年鸟，记录了280多种鸟类，比之前预估的240多种多了40多种。”对于这样的收获，朱裕森倍感振奋，一些濒临灭绝的黄胸鵐和硫磺鵐、内陆少见的东方鴴等相继在长汀亮相。“特别是蓝胸秧鸡、红胸田鸡、普通秧鸡和董鸡的出现，更吸引了众多鸟类爱好者前来一睹‘芳容’。”

生态的蜕变

环境好不好，看鸟就知道，鸟类的增减便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回到上个世纪，长汀呈现出来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水土流失重灾区，有“火焰山”之称。“在那儿，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的飞鸟。”1942年，土壤专家、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张木匋先生在《一年来，河田土壤保肥试验工作》中作出形象描述。

实际上唐朝开元年间的河田镇却是山清水秀、柳竹成荫、土地肥沃、鸟语花香，有“留镇”“柳村”之称。之后，由于人为原因和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惨遭破坏。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长汀就与陕西长安、甘肃天水被列为全国三大水土流失治理实验区。1940年12月，中国最早的水土保持机构——“福建省研究院土壤保肥试验区”在长汀河田设立，当时的民国政府试图治理长汀水土流失，但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1983年，省委和省政府把长汀列为治理水土流失的试点，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翻开了治理工作新的一页。

“那时看到有个群众扫松针，路过的一位副县长竟然专门打来电话要求严肃处理。”长汀县水土保持事业局局长岳辉一句话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20年前。

1999年从四都镇调到河田林业站后的第一次林政执法工作，令岳辉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一次的林政任务居然是去查处群众扫松针。”岳辉坦言很不理解。后来下村巡山调查时才知道，河田大多是荒山秃岭，山地植被稀少。“把地面的松针都扫了，靠什么来保持水土呢？”岳辉这才理解那位县领导的“小题大做”。

巨变始于2000年。

本世纪初，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指导下，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被列为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由此拉开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序幕；2011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进则全胜、不进则退”，推动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迈向攻坚决胜阶段。接力奋斗数十载，长汀的赤岭荒山加快披上了“绿装”，成为“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典范”，水利部在长汀召开经验座谈会向全国推广“长汀经验”。

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