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易凌

丁甘如（1917—1995），福建上杭白砂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军长征，历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部、红五军团三十九团团部、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部测绘员，长征抵达陕北后，任援西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34年10月，17岁的丁甘如，告别家乡，跟随红五军团开始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肩负着掩护大部队、阻击追兵的重任，每一步都走在生死边缘，丁甘如的长征路，从一开始就写满了考验。

当时，刘伯承被调到红五军团，出发时便身患疟疾，高烧至39度，只能靠担架抬着行军。即便身体极度虚弱，刘伯承仍心系部队建设，为培养参谋人才，他把红五军团里粗通文墨的“红小鬼”组织起来，在长征途中办起了参谋训练班。身形瘦小的丁甘如，被安排在刘伯承身边学习。行军作战的间隙，刘伯承挤出时间为这些少年授课，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丁甘如长征路上最温暖的力量。

11月25日，红军抵达湘江东岸，遭遇桂系军队的疯狂截击，身后还有国民党薛岳、周浑元的8个师紧追不舍。为掩护庞大的机关和辎重，红五军团在广西全县（今全州）以南的湘江东岸，与国民党军血战整整一个星期，付出了惨重伤亡，终于撕开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南段水浅可徒涉，刘伯承骑着老白马渡江，20多个“红小鬼”紧随其后。见丁甘如身材瘦小，刘伯承关切地叮嘱：“来，小鬼，拽着马尾巴，别让江水给冲跑了。”丁甘如紧紧攥住马尾，望着江面上漂浮的战友遗体、丢弃的机器与文件，泪水止不住地滚落，这场血战在他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1935年5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丁甘如跟随先遣队进入冕宁，亲历了红军过彝区的历史时刻。看着彝民杀鸡歃血、以“血酒”盟誓的仪式，几个“红小鬼”忍不住发笑，丁甘如见刘伯承神色庄重，连忙示意同伴噤声，维护了红军的纪律与形象。正是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为红军开辟了畅通的道路，丁甘如也在这段经历中，读懂了革命的智慧与担当。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突破芦山、宝兴防线，来到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丁甘如从未见过雪山，初见时只觉白雪皑皑、雪连天、天连雪，壮美无比，可真正攀爬起来，才懂什么是生死考验。山上空气稀薄、冰雪刺骨，随时都可能倒下再也起不来。丁甘如咬紧牙关，在战友的搀扶下，一步步闯过了这座“不可逾越”的天险。

翻过雪山，更严峻的考验在草地等着他们。丁甘如见证了草地的恐怖：这里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而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丁甘如亲眼见过战友失足掉进沼泽，伙伴还没来得及施救，人就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一同消失在泥潭之中，这样的场景在他心上刻下深深的痛。

行军途中，粮食日益减少。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作为后卫部队，丁甘如和战友们能分到的口粮更是少得可怜。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充饥。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丁甘如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士喝了水后，一个个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最艰难的时候，丁甘如和面临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战友们，从排泄物中挑拣出未消化的谷粒，洗净煮沸后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只为能多撑一天，跟上队伍的脚步。

八月和九月是草地的雨季高峰，几乎找不到一处可以宿营的干燥地面，丁甘如和战友们只能抱着膝盖，蜷缩在小丘上过夜。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接连离去，丁甘如心中满是悲痛，但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多年后，他提笔写下《悼战友》，字字泣血：“三过草地苦难熬，雨夜栖身牛粪房；篝边战友长辞去，别前鞠躬泪含眸。”

红五军团走出草地时，早已是衣衫褴褛、瘦得只剩骨头架子。1986年，69岁的丁甘如作《过雪山草地》，回望那段铁血征程：“万苦艰辛出重围，又入雪山荒原地；饥腹奇寒且可忍，难碍高原气体稀。三军肝胆硬如铁，经得狂风暴雨侵；饥寒交迫不挂齿，全靠主义照征程。神兵飞夺腊子口，会师陕甘挫追敌；日寇深入民族危，为求解放战到底。”

湘江渡口的马尾、雪山上的脚印、草地里的泥潭，这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使少年丁甘如褪去稚气，变得愈发坚毅。这段用热血铺就的征程，让长征精神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一生坚守的初心。

（作者单位：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