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光礼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第七展厅，展示了新四军华中军区出版的《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及时任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一定要研究这本书”的指示信，张鼎丞在指示信中指出：“这本书题名为《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这本书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极其重要的一部份，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组成部份。”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1944年3月15日）”。从张鼎丞的这个指示信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称毛泽东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主义”。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都称“毛泽东思想”，不再称“毛泽东主义”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称“毛泽东思想”的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认真梳理了这个称谓变化的历史脉络。

据考证，“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在党的历史上确实曾短暂出现过。它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思想体系已基本成熟但尚未正式定名时，由党内部分理论工作者率先使用过。

1942年前后，党内涌现出学习和总结毛泽东理论成果的热潮。1942年7月1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首次正式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词。

尽管有“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但毛泽东本人反对这一提法的态度明确且坚决。1943年4月，党内酝酿宣传他的思想时，他致信负责中宣部工作的凯丰表示：“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文章发表前，毛泽东也曾与王稼祥谈话，表示明确反对“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

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后，毛泽东依然非常谨慎。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样坚决不同意，并通过通俗的道理明确拒绝：“如果并列起来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本文开头所提到张鼎丞关于学习《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的指示信写于1944年3月15日，正处于1942年邓拓提出的“毛泽东主义”向党的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过渡时期，所以指示信中出现“毛泽东主义”合乎逻辑。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议的“六条规定”，即：“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成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

认真领会这“六条规定”精神，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不称“毛泽东主义”而称“毛泽东思想”，跟第六条规定“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六条规定”，自己首先带头遵守“六条规定”，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崇高领袖风范。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