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贤彪

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了475天，为什么他仅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创造了泽被后人的业绩，让百姓永远感念？答案或许就藏在“政绩观”三个字里。

重读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一组组数字映入眼帘：“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没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也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初来乍到，焦裕禄就一头扎进基层、深入现场，走遍了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跋涉2500多公里，终于查清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个，并一个个丈量、编号、绘图，从而拿出治理“三害”的精准方案，总结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方，带领群众广植泡桐、改良土壤、兴修水利。

没有信誓旦旦的“施政演说”，没有选择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而是抱着“不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离开”的庄严承诺，靠深入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靠实践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靠苦干实干改变兰考的面貌，这里面就蕴藏着正确政绩观的真谛，那就是以生命赴使命、以赤诚践初心。用双脚丈量兰考的山山水水，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用真情真心对准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用实干实绩改变兰考面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焦裕禄用行动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正确的政绩观源于坚如磐石的党性。党性纯粹，政绩观才能端正，干事创业才能行稳致远，才能把政绩观写在大地上、刻在群众心坎里。

焦裕禄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兰考大地写下动人的诗篇，彰显不辱使命、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而谷文昌用14年的坚持，在东山岛描绘出绚丽的图景，体现的则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韧劲。

谷文昌刚到东山岛时，面对的是这样的场景：一年中刮六级以上大风的时间长达150多天，森林覆盖面积仅为0.12%。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间，风沙吞没了13个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耕地......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正是凭着这样的坚定信念，谷文昌扑下身子、甩开膀子干了起来。搞调研，他走遍了东山的大小山头；交朋友，全县400多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叫得出名字，植树遇到挫折，大片苗木干枯，仅有九株存活，一些人开始打退堂鼓，谷文昌却坚定地说：“不是活了九株吗？能活九株，就能活九千、九万，绿化全东山。”正是凭着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谷文昌带领东山军民拼搏奋战14个春秋，植树造林防风沙，打井取水惠民生，修建水库灌农田，修路筑堤促发展，使东山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4年的坚持，14年的苦干，谷文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担当：不是为个人谋名利，而是为人民的福祉而操劳。有了这样的政绩观，就能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愿做打基础、做铺垫、利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时下，有的党员干部只管“眼前事”、不管“身后事”，为了眼前利益竭泽而渔、透支未来，形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怪象。在谷文昌这面镜子面前，这些党员干部应该汗颜和警醒，切实把浮躁的心态放下，把偏离的政绩观正过来，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一个胸怀理想、一心为民的人，他总是在奔波、在攀登，一个个看似普通的数字，却见证着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映照出崇高的精神境界。

在媒体对杨善洲的报道中，有这样两组数字，一组说的是他在职时的状态：杨善洲担任地委书记的保山，下辖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有的地方要徒步3天才能到达；一组说的是他退休后的状态：退休第3天，他就到大亮山安营扎寨，开始了植树造林。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其时，有人问杨善洲：“您种的树，还有10多年才能成材，那个时候您已经90多岁了，还怎么享受啊？”他却爽朗地回答：“本来就是给后人享受，不是我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杨善洲用22年的付出，用辛劳的汗水浇灌出一片绿洲，把全部的劳动成果无偿地交给国家，树立起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丰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有这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视野、“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方能突破“小我”的束缚，排除私欲的干扰，让政绩造福当代、泽被后人。

真实的事实最有说服力，不掺杂水分的数字更能量化政绩的虚实和成色。数字无言胜有言。透过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事迹中的这些数字，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们把脚印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中的跋涉艰辛，看到了他们心无半点尘埃、一心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境界，看到了他们以实干实绩铸就的巍巍丰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当从先进典型的身上，从这些数字中读懂什么是忠诚担当，什么是为民情怀，什么是圣洁不朽，把根深深扎进实践的土壤，把爱撒播在人民的心中，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方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份“千顷澄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