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颍 绘

■ 李大春

我的父亲是位教书匠，四十多年的教龄，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有军人、有企业家、有文人、也有学者，但他从没有以此为荣。因为父亲总认为自己教书育人只是一种职业，然而父亲却特别敬业，记得我小时候，常有学生到家中找父亲补习，我看到父亲对此特别的兴奋，因为他为自己有这样勤奋学习的学生而骄傲。对自愿来补习的学生父亲是来者不拒，补习时父亲不但对课堂学习内容进行认真辅导，有时还会自编一些习题让他们解答，补习时间迟了，偶尔还留学生在家吃饭。要知道，那时我们自己常常吃不饱，而这种补习又是从不收费的，对这种从牙缝中省出口粮供给别人的现象，我和母亲都常有抱怨，而父亲回应的只是淡淡一笑，那笑容中透出的竟是满足与陶醉。

有位女士曾经是父亲学生，一遇到我，总让我捎口信代她向父亲问好。她告诉我，当年她家穷，其父思想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读到初二时其父令她辍学在家做家务，不让她继续升学。而我父亲却顶着她父亲的臭骂，一而再再而三到她家做其父工作，并为她申请了助学金，才使她完成学业。

有时我想，当年父亲教书过程中助人为乐的这种做法也许就是一种职业操守。

父亲作为知识分子，认为为人师表，穿戴要得体。秋冬中山装，春夏白衬衫。上完课，回到家，唯一的白衬衫高高挂起，穿起那由两条手帕对缝缝起、穿上显得滑稽的背心。有次上午下课回家，父亲的白衬衫被雨水淋湿，没有衣服替换，母亲只好把锅烧红，将父亲的衬衣放在锅里熨干，下午上课，父亲又穿上那件白衬衫，站在那神圣的讲台上，风流倜傥、孜孜不倦地讲述他的阿基米德和欧姆定律了。

父亲从事教育，也重视教育。我4岁多的时候，父亲就送我去读书，我的成绩不错时，父亲的脸上总挂着幸福和希望。当我读到初中无法上高中时，父亲露出一脸的惆怅和失望。

在我16岁时，父亲送我到电厂当学徒，在送我去报到的路上，我见路旁的苦楝树上秋蝉叫得正欢，手痒痒的，想爬上树去抓只下来玩，父亲把我叫住并语重心长地说：“儿呀，你现在没书念，参加工作了，在工作中还是要善于学习，敢于学习，不要像树上的秋蝉，肚子空空，却‘知了、知了’地叫。”父亲还告诫我：“做人的路很长，不要做什么事情都朝前看，还要时时朝后看，不要像田螺，不知尾巴皱；像狐狸，不知尾巴臭，经常检查和对照自己走过的路。”父亲这番富有哲理的话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

还好，弟弟的勤奋，又让父亲见到教育的成果，弟弟北大毕业后从事国家高尖端科技工作，父亲严肃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刻，父亲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长剑、东风在天安门前隆隆驶过，他的心中充满了幸福和骄傲，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儿子的一份汗水，也有他一辈子辛勤教育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