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

珍藏在长汀博物馆的“美最时”牌马灯架。

■唐宝洪

何叔衡是秀才出身，当了多年的教书先生，高度近视，爱穿长衫，留有胡须，从外貌看是一副“土学究”模样，但他全然没有旧学者的迂腐气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身为湖南省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毅然加入新民学会，成为这个团体年龄最大的团员。后来，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7月，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由此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1928年，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虽然已经52岁了，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很快就能阅读俄文书刊，并能用俄语通话。

“土学究”不仅十分沉稳，还格外精明。“马日事变”爆发后，敌人悬赏万元缉拿何叔衡。何叔衡名满三湘，在长沙认识他的人多，留在长沙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他只好化装去了上海。有人觉得何叔衡这个“土学究”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需要锻炼，就安排他负责街头宣传工作。有一次，何叔衡在街上不幸落入警察和密探的手里。在审讯室，警察反复端详何叔衡，觉得此人不像是个共产党，反倒像个“土学究”。敌人提审时，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卖弄学问”讲起《论语》。审讯官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听讲《论语》，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怒斥“土学究”快滚，于是，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出审讯室离开警察局。接下来，审讯官通过拷问与何叔衡一同被捕的人，惊悉刚放走的“土学究“竟是头颅值万元赏额的中共元老何叔衡，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追，可是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还到哪里去抓何叔衡？

“土学究”并不土，他讲究原则，办事热忱，性情刚毅，毛泽东赞誉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任”。1931年11月2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随后，经毛泽东提议，何叔衡担任工农检查部部长。工农检查部成立后，中央苏区掀起了廉政风暴，惩处了一批腐败变节分子，何叔衡为中共早期的反腐工作尽职尽责，赢得苏区军民的敬重。1932年2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举行第七次常委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成为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随后，何叔衡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代理部长。集监察、内务、司法权责于一身，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抵制“左”倾错误路线，而被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被撤销全部职务。

“土学究”并不排斥时髦。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一盏“美最时”牌马灯陪伴了何叔衡数年时间。每个夜晚，何叔衡要么在马灯下伏案工作，要么提着马灯，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深入基层调研。

这盏“美最时”牌马灯见证了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5年初，中央苏区全面沦陷，中央局书记项英安排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于2月11日从江西会昌出发，经闽西转赴香港再到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他们一行化装成收购香菇的客商，白天躲在深山密林里，夜晚行军。那时，正是初春季节，寒气袭人。何叔衡年老体弱，又高度近视，他提着马灯走在前面，大家跟着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2月24日凌晨，瞿秋白、何叔衡一行到达长汀县水口，连夜渡过汀江，在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迳村一带歇息。连日来的劳顿，让这支队伍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天亮后，他们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做饭时冒出炊烟，保安团一个营接到当地义勇队（民团）的报告后，立即奔袭而来。负责瞿秋白、何叔衡一行安全的护送队（约一个排）不敌，瞿秋白、何叔衡等人赶紧往后山跑，敌兵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被逼到一个悬崖边。他不愿拖累同志，更不愿当俘虏，敌人的吆喝声、叫骂声、枪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何叔衡纵身跳下了悬崖......

1975年，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嗣、何实山，来到长汀小迳村祭奠先父英灵时，原福建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人员严必书老人泣不成声地用颤抖着的双手，将一盏他当年在何叔衡牺牲处找到的“美最时”牌马灯交给她俩。如今，这盏残缺得只剩金属骨架的马灯，被珍藏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里，供后人瞻仰、缅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何叔衡牺牲处兴建了纪念碑。纪念碑高250厘米，座高60厘米，正面镌刻着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题字“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再后来，长汀县人民政府在何叔衡烈士死难处兴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12平方米的六角亭。这座六角亭，被命名为“何叔衡纪念亭”。

“土学究”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首任“红色大法官”，“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永远鲜活在红色册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