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钧达

马上就准备过年了。现在的孩子们一点也不着急，什么年不年的，一点都无所谓，哪像我们小时候啊——大人怕过年，小孩盼过年。那时候，过年了，有新衣服穿，还有大人给我们小孩发压岁钱，还有鸡肉、鸭肉吃，还有年糕和肉包子吃，还在小学举行猜谜、书法、篮球比赛，以及各房各族举行习俗表演，比如迎长龙，我们二房还有插蜡烛呢。

说起五十年前的压岁钱，正常都是给一毛钱的，但是我的一个叔伯阿公，有一年给我发了两毛钱，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后来才知道那个阿公原属于大队干部，也不知道是怎么辞职不干了。只记得他家有一架打面机，帮村里人打面条，一斤几分的工钱，所以每到过节或者过年，村里许多人都会拿着一盆面粉到他家打面条，有时候还叫我爸去帮忙。

阿公家还做鞭炮。寒假的时候，我们楼里有不少人不做寒假作业，但是鞭炮是一定要帮忙做的，因为帮忙插一盘引线（火线）有一分钱，贴一盘红纸也是一分钱。这一分钱，父母亲一般不会要求上交，就当是孩子的零花钱了，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的手笨，也许是因为我的手一到冬天才会出汗，所以火线到了我的手上就沾湿了，中间经常爆裂开来，无法引爆。贴红纸也是会沾着糨糊，把红纸贴成黑纸了。因此，当时这些能赚钱的本事，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们在我面前炫耀了。所以过年了，我的口袋里依旧是空空的、扁扁的。但是，当他们耀武扬威地去挣钱的时候，我就乖乖地待在家里做寒假作业，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也是三幢大楼里最好的。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那个阿公经常会竖起大拇指对大家说：“就属我们的‘哑老鬼’（因我很迟才开口说话）最会读书了！”因为会读书，阿公给了我最多的压岁钱——两毛钱，让我兴奋得好几晚睡觉都偷着笑。因为这个阿公，我也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盼着过年。

后来我大学毕业教书了，过年时学校分了四十斤的猪骨头和猪肉。我回到家，就拿着一个猪脚送给阿公，阿公架着老花镜看着我，笑着对阿婆说：“我们的‘哑老鬼’有出息了。”

大年三十晚上，我给阿公阿婆包了一个五元的大红包，阿公又笑着对大家说：“我们的‘哑老鬼’长大了。”阿婆在一边拉扯着阿公的衣角说：“就是啊，都当老师啦，你还叫人家‘哑老鬼’，说不定你还讲不过人家呢。”阿公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好，好，我改，我改，叫‘林老师’好了。”我其实也非常希望阿公不要再叫我的花名，可是他都七十多岁了，后面都改不了口了。最后，阿公病倒了，我去看他，他都还那样叫我，可是我不怪他了，只盼他身体早点好起来，可惜一病不起......

我们二房有个习俗，就是每到过年，我们都要给十七世的光婆太的坟墓插蜡烛。墓地就在我们家对面，很近。每大年初一上午，大头家就去挨家挨户地收喜钱。大头家一般都是每年家里添丁的，如果当年没有添丁的，就退其次由新婚的家当大头家。习俗传到现在要是当年没有添丁新婚的，那么考上大学的家庭也列入大头家的行列了。

到了中午，头家门就要带上鸡鸭内脏、花生糖果等，先上去拜拜婆太，当然我们小后生们也要上去帮忙割地。等拜完婆太，大家就可以开吃了，鸡鸭内脏配上家酿的糯米酒，那美味，我到现在都还流口水呢。然后家族里就有几个阿公阿叔，专门留下来插蜡烛，一个巨大的繁体字“壽”字。我也经常留下来帮忙牵线，递香纸，递竹签，递蜡烛，反正是各尽所能，出一份力。蜡烛插好了，等大年初二晚上，烧香祭拜，用洋油筒点蜡烛，俨然成了一块大风景，煞是好看。当鞭炮烟花大放时，好一阵的热闹，惹得来家走亲戚的，都要放下手中酒出来观看，不看就可惜了、遗憾了。

现在老家虽然还做着同样的习俗，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就是儿时的年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