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德昌

散文是最自由的一种文体，举凡日记、语录、演讲、问答、口述等等，均可称之散文。因为自由，散文的形式林林总总，千变万化；散文的题材海纳百川，万物共生；散文的风格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好的散文是什么？也就是说，散文的价值在哪？

近读连城作家吴尧生《吴尧生散文自选集》，我又一次重温起中国散文的传统写作。中国传统散文的写作，离不开重“文”与重“道”的关系演变。

“文以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论。最初，战国时《荀子》提出“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进一步提出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并认为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能够最好地体现自然之道。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征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思想对以后的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产生了直接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原道》篇，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了“文”是用来阐明“道”的。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文学的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理论纲领。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尊崇“古道”即尊崇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同时，重“道”并不轻“文”。到了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主张“载道”，而且要能载“大道”，要反映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唯有载“大道”，才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它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重“道”而轻“文”。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们不是“道”而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形式主义的作品，主张明道致用。清代的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论争做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也就是说做文章要从实际出发，合乎时代的需要，使文章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的要求，并达到“文”与“道”的统一。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文自有理”，肯定了“文”有本身的特殊规律，而不仅仅只是“道”的附庸。

从历代文学家与思想家关于文与道关系论战中，不难看出，中国散文的传统仍是文以载道，方为正道。五四运动白话文出现，更重视文学的承载功能，反对形式主义的空洞文学。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时间，散文曾出现了假大空、矫情煽情、小我自我等不良文风。八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真话、真性情、真知、真悟，真实为文，散文受到读者空前的喜爱，散文创作朝中国传统古文方向传承与发展，这是散文创作的正确路子。

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呼唤真实的散文写作。真诚的书写，便是真实的写作。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说得更彻底：“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当今时代，乡愁已成为一个高密度的话题，也是这个时代的最明显文化需求，这就是时代大变格局中的乡村。在现代城镇化建设进程下，乡村建设，一度已成为一个建设性破坏的过程，看不见山，望不到水，见不到乡愁。我这里指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践踏与破坏：乡村建筑、乡村风俗、乡村物件、乡村技艺、乡村节庆等传统文明和传统村落正在一日日消失，像一位位消失的乡村人物。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痛心疾首于无数传统村落一日日地消亡，曾大声疾呼：“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

人生信念人类的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所以，冯骥才终其一生精力，在抢救中国非遗这项珍贵的民间文化，在文学创作上，则致力于口述文学的创作。

我认为吴尧生创作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他的乡情文字，其背后最深远的意义就是对口述文学的挖掘。口述文学是个宝库。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田野之间，现代高楼别墅一夜之间，似乎要将乡村记忆挤出乡村，一个乡村，一旦失去记忆，将会是一场浩劫，记忆消亡之日，就是乡村消亡和民系灭族之时！吴尧生出自乡村，出自他那个梦牵魂萦的罗胜村，从乡村进入城市，他明白是什么让他走出乡村，是什么让他保持文化情怀！那就是乡村记忆，乡村口述！所以，他努力通过文学，将乡村记忆延续，也就是将乡村历史延续。正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句话一样：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

在《吴尧生散文自选集》，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典故、传奇、技艺、故事等等乡村记忆。作品集中除了《典故传奇》栏目直接记录乡村神话与传奇之外，作者在《冠豸山札记》中增加了华 与黄慎的传说，使冠豸山的文化含量增加不少分量。在《石门湖月夜》中记录的神话传说，则增加了山水的飘逸感。当然，山水赋予神话传说，一般多俗气，但吴尧生显然是将神话赋予“审美”的优美文字，从而神话故事生动而鲜活起来。正如他在《石门湖月夜》所言：“石门湖的来历，像诗一样美好，像月一样朦胧。”更重要的是，我们欣喜地在文本小辑《人物素描》中，轻松地阅读到了许多久违的经典性的“乡村记忆”。那些很快就要从乡村消失的人物和乡村技艺，在他的笔下成功再现：从笋精中看挖冬笋技艺，从泥鳅狗中捕捉叉泥鳅记忆，从石鳞鬼吴土佬向上展示的抓石鳞、从戏迷吴土发看乡村戏剧、从蓝乞食管见特殊年代下的乡村音乐等等。遗憾的是，这类文章在《吴尧生散文自选集》收录得太少！离开乡村的吴尧生，对乡村天生有一种执念。他曾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古老的村庄早已成为退隐和消失的风景，此村已非彼村，依稀的印象常常搅扰念旧之人。这才想起应当把自己所知道的，发生在罗胜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于是，他花了五年编修三四十万字的《罗胜村志》，成为能安妥他灵魂的事。我想，尧生兄如果将志中一些乡村物件或乡村技艺，以文学性的语言再现，那么，将会给闽西的散文界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