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澜

对现实的深切观照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科幻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当代科幻的杰作中，科学思维、技术狂想与政治隐喻、社会批判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科幻“中国性”的重要表现。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现实品格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年科幻小说的社会启蒙与科学教化传统息息相关。

中国科幻小说的缘起与社会政治性乌托邦叙事有着密切关系。在晚清科幻小说中，最飞扬的未来社会想象总是与最切近的现实政治批判糅合在一起，既投射了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超越性想象，又承载了开启民智、变革思想的启蒙重任。民国科幻一方面承继了晚清乌托邦科幻的社会启蒙传统，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发展了科幻的科学教化功能。中国科幻的两大传统均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社会启蒙传统侧重对现实的反映与批判；科学教化传统则强调科幻对现实社会的实用功能。两大传统相互浮沉，共同赋予了中国科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但也使其带上了一定的功利化倾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求，科幻被定性为科学发现的先导与知识普及的载体，并服务于工、农、国防建设以及少儿教育。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如《从地球到火星》《割掉鼻子的大象》《布克的奇遇》等既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科技蓝图，又充满科学认知的趣味性。然而，这类科普型科幻也面临着题材狭窄化、趣味少儿化、写作模式化等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宽松的思想环境与科技强国的政策引导，共同促进了科幻文学的繁荣与自觉。新时期科幻作家们开始对建国初期科普主导的科幻文学观进行反思与更新。1980年，郑文光在《科学文艺杂谈》中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的道路，指出“好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假设故事发生在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应该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通过赋予科幻文学“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现实批判功能，以郑文光、金涛、魏雅华为代表的科幻小说“社会派”接续了中国科幻的社会启蒙传统，以科幻小说这面“折光镜”投射社会人生的真实性。《月光岛》《命运夜总会》《神奇的瞳孔》这类结合了伤痕、反思文学的“科幻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获得广泛好评，也引发了不小争议。肯定者认为，郑文光等人拓展了科幻小说的题材广度和思想深度，是中国科幻文类成熟与独立的标志；质疑者则认为，此类作品的文学性/幻想性过强，存在淡化和扭曲科学因素的倾向。

时过境迁，当我们仔细检视新时期“社会派”科幻留给我们的遗产时，会发现，它承继和发展了中国科幻的社会启蒙传统，并在题材、思想和表现手法上给予后来者不凡的启发；但就理论层面而言，它对科幻文类的认知仍存在局限性：“科普派”固然存在将科幻的文学性/幻想性工具化的弊端，但“社会派”也不乏将科技设定符号化的倾向。二者皆忽略了科学性与文学性/幻想性在科幻小说中的辩证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学者达科·苏恩文所说的科学思维与超越性想象、“认知性”与“陌生化”的统一；此外，出于对文类合法性的找寻，“科幻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刻意靠拢，也使得科幻的自身属性受到了一定的遮蔽。诚如苏恩文所说，科幻的现实性并非对经验环境的客观描绘，而是以“陌生化”的手法构筑一个“拟换性世界”（alternative world），透过对经验世界与“拟换性世界”之间来回摆动的反馈式比照，使读者获得一种超越性视角，去重新审视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现实。科幻的现实品格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现实的超越性反思。

关于新时期“科幻现实主义”的论争使社会启蒙与科学教化两大传统的内在矛盾浮出历史地表，但又悬而未决。直到新生代科幻的出现，才弥合了分裂，而中国科幻的现实品格也开始获得新的表达。

韩松、陈楸帆、郝景芳等新生代与更新代科幻作家重新启用了“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但他们所指称的“科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已然不同：一方面，科技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已远超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众对科技的理解不仅限于实用技术层面，而是跃入文化层面，将其视为一种风尚与美学。科普与科幻的文类分野日益明晰。科幻的科学教化意义已不仅限于知识普及，而更侧重一种科学精神的培养；另一方面，科技对智能领域与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正使得现实变得越来越“科幻”。元宇宙技术、人工智能、基因科学的加速发展，逐渐模糊了科学与幻想、真实与虚拟的界限。人的主体性变得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现实的经验世界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紧迫地提交到科幻创作者的面前。科幻在描绘这种科技强影响下的“现实”时具有天然的文类优势。新生代与更新代科幻作家们正以多元的科幻想象链接社会现实，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中国科幻的现实品格。

韩松的“轨道三部曲”融合了未来考古与科技反思，使未来和当下具有了历史性，令科幻以未来之名超越了当下，对现实社会的极端技术主义提出批判；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长生塔》等作品既有冷静的社会结构洞察力，又兼具非凡的技术想象力，能够以虚拟空间的象征叙事隐喻现实空间的社会问题；在陈楸帆的《荒潮》《人生算法》等作品中，传统宗族社会与后现代技术资本主义、民间信俗与赛博神话交融碰撞，使得技术伦理、性别平等、生态环保等全球化议题有了本土化的表达。尽管与现实议题保持着紧密联系，但新生代与更新代“科幻现实主义”中的“现实”却并非经验世界的直接映射，而是一种基于“科学性”的虚构，一种严密的认知逻辑之下的“拟换性世界”建构。它是以科幻之名对社会现实进行的超越性反思。如此，中国科幻的社会启蒙与科学教化传统，及其内在矛盾被转化为“认知性”与“陌生化”的辩证统一。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普型科幻、新时期的“社会派”科幻，到新生代与更新代对“科幻现实主义”的重启，当代科幻小说在文类定义与功能方面虽然几经嬗变，却始终保有关切社会现实的品格。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这一品格逐渐成为科幻“中国性”的一种显性表达：将宏阔的宇宙哲思、技术想象与深刻的社会反思、人文观察熔于一炉，既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化基因的影响，也投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超越性追求与本土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