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苏联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由于战争导致苏联这个时期的青年男子与同年龄女子的比例极不协调，许多农村出现一比三的男女性别比例，这就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离婚率居高不下，给学校教育带来严峻挑战。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那时期的一些年轻人把结婚或离婚看成像换衬衣那样随便，他们在处理结婚、离婚这样至关重大的问题时采取了十分轻率、马马虎虎的态度。这些年轻人对爱情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尤其让人痛心的是，一些年轻人由于没有任何爱情，没有任何诞生新生命的思想准备，而又轻率地生下孩子，这些孩子成为相当不幸的孩子。他分析这些悲剧的背后，主要是“学校没能使青年人在婚姻上做好精神准备。学生往往缺乏婚姻的基本概念，没能把结婚视为一种道德上的高尚行为，体现人们纯洁的心灵和意念的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们教这教那，我们的学生懂得许多许多有益和有用的东西（而有些东西有时就不那么十分顶用），例如水在5米深处处于何种状态，汉谟拉比国王的法典里写的是什么，星际空间一立方厘米的物质中有多少个原子……但他们对怎样过家庭生活却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妻子和丈夫，怎样做自己儿女的父母……谈论这个话题，远比谈论亚述帝王的陵墓来得重要。要知道，父母的离异，孩子们会流下多少伤心泪啊。”他反问现实的教育：“为什么我们在学校课堂上什么都讲——宇宙的无穷尽，物质的奥秘，微观世界，但就是不去教人如何做父母？”他认为，从学校出来的毕业生不要几年就都要做父母，而学校却没有一门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之类的科目。

为此，他毅然打破禁令与顾忌，率先在巴甫雷什中学为高年级学生开设“家庭关系修养”课程，内容包括教育男女青年如何做好结婚的精神准备，如何处理好家庭生活，什么是家庭关系中的高度文明以及如何教育子女等。他还专门撰写了《论爱情》等著作，主张向青年男女发放“日后生活通行证”。他坚信：“这门课程如不说它是最重要的话，它的重要性也绝不次于数学、物理和化学。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然而所有的人都要成为丈夫或妻子，成为父亲或母亲。”“我们在培养母亲和父亲的同时，又为未来一代的可教育性奠定了基础。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社会进步和道德进步的一种条件。”

他说：“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少年、青年男女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未来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几年之后将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对社会未来应负的责任，首先表现为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培养成为何等人；我们之所以要成为真正的人，首先是因为我们是自己孩子的未来教育者。”他还认为：“没有研究过教育学基本知识的青年公民不应当有成立家庭的权利……应当在中学时代就给未来的父亲和母亲以教育学的知识”，“形成学生对于做父亲和做母亲的道德准备”，让种种悲剧“在一个人尚未具备创造新生命的能力之前尽早预防……使青年能严肃地、心地纯贞地对待一个新生命的造就；要使他们就像等待幸福的节日一样等待一个新人的诞生”。

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至今还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我们国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离婚率不降反升。随着离婚率的逐年提高，也给当前的学校教育带来严峻挑战。为了建设教育强国，我们十分有必要学习苏氏的做法，在高中、职业中专、大学开设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课程。特别是女生，更要学习家政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