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伍洪祥（1914-2005）,男，福建省上杭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优秀政治工作者。土地革命时期老党员，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龙岩地委书记，福建省代理省长，中共福州市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共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本报今日选编《伍洪祥回忆录》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题目为编者所加。

□ 伍洪祥

苦难童年

1914年11月6日(农历九月十九日)，我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泮境乡元康村。

元康村是个小山村,在我出生时全村不过七八百人,不足200户人家。村民分属伍、李两姓。伍姓为大姓,人口占多数,现在还有600多人。

我们伍姓村民都是从中原地区辗转迁徙南下的客家人。据老一辈的人传说,伍氏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黄帝时代。先祖据传是炎帝神农氏之子,封侯于安定郡,就是现在甘肃东部的平凉一带,所以伍氏后人把安定郡视为本族始祖的根源。以后几经迁徙,久居江淮地区。春秋时吴国名臣伍子胥即为伍氏先人之一。

我的祖父叫伍秋桂，祖母姓罗。祖父母一生以种田为业,养育了9个儿女，其中有5个儿子。长子瑞清，次子瑜清，三子琰清，四子瑶清。我的父亲排行第五，名叫琴清。父亲一生以种田、做土纸为业,经济收入十分微薄,终年劳累,不得温饱,还要养育我和3个年幼的姐姐,身体十分衰弱。因此,在我出生不足2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当时不过30岁左右。由于父亲过早离开人世,我对于父亲没有任何的印象。

父亲去世,家庭的主要支柱崩塌,留下母亲、3个姐姐和我,孤儿寡母,家庭里的气氛悲凉到了极点。当时,大姐9岁,名叫长金；二姐6岁,名叫细妹；三姐只有4岁。年仅27岁的母亲不得不支撑起全家的生计。可以想象,那时我家的贫苦与生活的艰辛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

不久,我的三姐得了一场大病,因家里无力为她医治,过早地夭折了。所以,我连她的名字竟也记不得。好在我父亲有4个兄弟,在后来的年月里,伯父和堂兄弟们不仅在生活和经济上给了我家极大的帮助,而且由于其中几个堂兄比我成熟得早,较早接触革命,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启蒙和引导的作用。

特别是我的大伯父对我最关心。他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懂得不少人生哲理,经常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他常常给我讲洪秀全、石达开等太平天国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很不满,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表示赞赏。因此,在我童年的成长道路上,大伯父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叔伯兄弟11人,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其中有7人牺牲。特别是我的堂兄伍步祥和伍福祥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后来,伍步祥担任了上杭县总工会主席和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伍福祥担任了上杭县委组织部部长,他们都在1932年国民党进攻时被杀害。伍凤祥1929年1月在长汀参加红四军,1931年在红十二军任连长时参加武平县桃李（也叫桃地，现桃溪镇）战斗,英勇牺牲。还有个堂弟叫伍修祥,在红军中被敌人打散受了伤,据说连滚带爬当乞丐跑到了宁化安远乡的一个山沟里,直至1964年“社教”运动,工作队念报纸，念到了我的名字，他才知道我还健在。随后我专程去宁化探望他,看到他脚上仍残留着尚未痊愈的伤痕,他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后来于1990年前后病故了。

后来,我进入私塾读书两年,又因家庭极度贫困,不得不中断学业。母亲让我跟着叔伯去学做纸,母亲说人生学一门手艺极好。

我那时刚满11岁,体力不足,身材也小,开始在家乡的纸坊当学徒,跟随叔伯做比较简单的劳作。经过大约一年时间苦干,我学会了不少造纸的技术。

1926年的阳春三月,村里的乡亲们忙着准备春耕生产。这时，本村族人伍庆元在龙岩大池开小杂货店兼营一家小酒店,把我找去当伙计。

我母亲叫谢三妹,出生于1888年。我们村上的人都习惯叫她为谢新人。我的外婆家在上杭县将军地,离元康村只有几公里。我的父亲在幼小的时候,曾经与三坪村江家的一个女童订了婚,但那个女童没等到成年就夭亡了。我父亲长大成人之后,才正式与我的母亲成婚。

我的母亲自从嫁到我家之后,就一直在苦难中生活。婚后不久，20岁那年就生了我的大姐,在以后的六年当中,又先后生了我的二姐、三姐和我。母亲除了帮助父亲耕种,其余的时间全部花在料理家务和养育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分寒暑冬夏,也不分白昼黑夜,从不停息。

1928年冬,我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铁血团。1929年6月暴动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母亲对我和我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支持,而且尽她所有的能力,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她的全部。

1934年秋天,红军出发长征,苏维埃政权也随之消失了。地主反动派复辟,卷土重来。我没有出发长征,带领了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地区继续战斗。在那白色恐怖的严酷岁月里,母亲和其他红军、苏维埃干部的家属受到了种种迫害。

我们乡的乡长伍兴槐,虽与我同村同族,但他是个地主土豪,对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报复,对我母亲百般刁难和打击。

他与国民党军队勾结在一起,把我母亲抓去关起来,逼迫她交出当红军的儿子。我母亲是个十分倔强的人,对于反动派的迫害一点也不退让。她说:“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找,我没有办法。”敌人威胁要杀她。她说：“要杀就杀,我活得这么大岁数,死了也值得了。”敌人拿她没有办法,决定把她押解出境,赶到宁化县去做劳役。我的母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也深得大家爱护。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保护她,还有100多人联名写了书面具保书,不让我母亲离去。反动派无奈,只好放了我母亲。

我是1931年告别母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外出工作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回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我担任了中共龙岩地委书记兼龙岩军分区政委,安排好工作以后,偕同我的妻子尹峰和3岁的儿子太安一起回家乡去探望母亲。那时公路只通到上杭县城。我们先坐吉普车到上杭,然后骑马回元康村。南方的马匹很驯顺,走得也不快,两天才到家。

母亲见到离别20年的儿子和第一次见面的儿媳妇和孙子回家来,高兴得难以形容。

后来,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共同生活,先到龙岩,后来又到了福州。

母亲随我在福州住了一段时间。她总是惦念着家乡,说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一定要回乡下去。我多次挽留她,她说坐在家里不动很难受,能不能找一块地给她种菜,下地干点活。我们住在机关宿舍里,是不可能满足她要求下地劳动的愿望的,不得已,只好再送她回元康村老家。母亲回家以后,还是像过去那样,下地劳动,生产粮食和蔬菜,从未停息。

1960年1月,我的母亲去世,我那时在省里工作。母亲去世前并没有什么大病,也没有预兆。她上午还上山砍柴,回家又喂猪做家务,下午就不行了。当我赶到家里时,她已经去世。多少年来，我一直把母亲的画像挂在厅堂里,抬头见到这画像,就会想起母亲苦难、曲折而又极其平凡的一生。

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

1928年春节前后,正是农村冬闲时节,到平民夜校读书的人比较多。我白天做工,晚上进夜校,前后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不但学了文理各科和图画,文化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学到了很多革命的道理。

1928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再次外出到龙岩小池做工。此后不久,先后听到了龙岩后田暴动和上杭蛟洋暴动的消息,特别是傅柏翠领导的蛟洋暴动,离我做工的地方很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杭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国共对立十分尖锐。

1929年春天,陆陆续续传来了关于红军的消息。我们村里得到这一消息的来源,是我的堂兄伍凤祥从汀州的来信。慢慢地,我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

1930年11月,我奉命到共青团上杭县委报到。团县委设在白砂。白砂是个大集镇,离上杭县城30多公里,是上杭北部的交通咽喉。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成立。福建加入少共国际师的团员青年先在汀州集中,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有900多人。团省委派我带队前往宁都报到。

1934年3月16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同志接待我,同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你到红军部队中去工作,主要是在部队里做共青团的工作，也要做地方上的青年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后，我被调到了红八团，坚持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

时隔不久,张鼎丞同志派人送信来,要我们红八团也转移到永定金丰地区去会合。

1935年3月,我们率红八团开赴永定县下洋长岭下,同红九团会师。

1935年,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国民党在这年4月至7月对红军游击队发动了第一期“清剿”,8月至12月又进行第二期“清剿”,连续不断地向红军游击队进攻,妄图彻底剪除他们的心腹之患。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向西突围长征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迅速地占领了中央苏区腹地的所有城乡,并对苏区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屠杀和镇压。

1937年1月初,红三支队转移至（永定培丰）寨背炉村。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1937年11月中旬，我离开闽西,前往广东梅县工作。梅县与闽西永定相邻,语言也相通,都讲客家话。我到梅县的时候,国民党对我们党的活动限制很严,梅县的党组织活动还处在很秘密的状态,就是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也是在秘密和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10月,我调离梅县,回到了永定。

194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学习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1941年八、九月,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开办了“党史学习研究班”,把七大代表中的各省、地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的文件。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研究班。

1938年春,由著名的反法西斯女战士、作家胡兰畦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武汉招募新兵,尹峰在她姐姐的鼓励下,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战地服务团,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尹峰经过一年半的艰难跋涉,几番死里逃生,从重庆到达山西的桐山谷八路军总部,然后于1942年6月辗转来到了延安。

尹峰到延安以后,也参加了延安整风。她那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同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的妻子冯里住在一个窑洞里。马国瑞是我们支部的书记,冯里是尹峰所在招待所支部的书记。他们夫妇俩很关心我们,经他们介绍,我与尹峰认识了。我们一见面就很说得来,交谈几次也就熟悉了。不过由于她是从大后方来的干部,要接受严格的审查,所以我们在关门整风审干那一段时间里,彼此停止来往。整风结束后,了解到她的政治历史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不久,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结婚申请。获得批准以后,我与尹峰于1944年8月在延安结了婚。

1945年8月9日,我们这支400多人的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走了三天,到达米脂县。一到米脂,我们就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

同志们的心情非常兴奋,艰苦抗战,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率部南下苏北,从苏中到鲁南,挺进中原,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后来,进军福建,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是干部不足,组织让我组建南下服务团。

大约是6月10日,张老（张鼎丞）把有关的同志召集来开了一个会,正式宣布福建省委的决定：成立南下服务团,团长由他自己兼任，陈辛仁和我任副团长。具体工作指定由我负责。

1950年4月,福建省委正式决定派我去龙岩担任地委书记。

1952年5月我离开龙岩调回省委组织部工作。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党的七大代表,这次又当选为八大代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感到十分荣幸!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我再次当选为十二大代表,光荣出席了大会。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的时候,我已经从省政协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全省党员仍然选举我当十三大的代表,我感到十分荣幸。

1997年,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香港回归祖国,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这一年9月,83岁的我又一次走进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席党的十五大。

当我们怀着豪迈之情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开幕。我再一次作为福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举世瞩目的历史盛会。

从出席党的七大,到出席党的十六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宝塔山下走来,走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弥天烽火,走过了新中国诞生后的凯歌岁月,也走过了十年“文革”的风雨历程,走到了21世纪改革开放成就辉煌的今天。作为八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壮大、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历史,我感到十分荣幸!

（本文选自《红色泮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