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胡金出示父亲李仰明遗像。

□王坚 文/图

一个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负伤掉队的江西籍红军排长，一个在闽赣交界深山过着“野人”生活的外乡来客，一个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地下交通员，一个随时准备献身就义的共产党员。近日，笔者来到长汀县四都镇采访老红军李仰明的后人，追寻一位红军战士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红色传奇”。

血泪凝成的人生档案

李仰明原名张天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湖村乡黎家村，1929年任少先队长，1930年7月编入方志敏等领导的红10军，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3月由戴国旺、洪协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编入红七军团第19师第56团，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34年3月29日在沙县战斗中左手和右脚负重伤，转入红军第四后方医院治疗。主力红军长征后，张天明因伤未愈，由组织介绍到江西瑞金县陶阳区游击司令部，秘密转移到长汀县四都区玉竹杏村群众家中养伤，改名李仰明。

伤愈后，李仰明左大臂肌肉萎缩失去功能，右脚行走困难，暂在汀瑞游击队工作。1938年春，汀瑞游击队大部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游击斗争，李仰明担任汀瑞游击队的联络员、专买员。1946年春，汀瑞县委、汀瑞游击队遭敌破坏。李仰明在四都荣坑地下支部领导下，坚持斗争至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李仰明积极参加剿匪、反霸和建立乡、村政权工作，先后担任民兵队长、副乡长等职。1957年8月经龙岩地委批准，恢复其1933年入党党籍。1958年担任红楼公社财粮委员、副社长、四都公社工交部长等职。享受老红军、老地下党员的待遇。游击战争年代，李仰明拖着重度残疾的身体风餐露宿，饱尝艰辛。妻子儿女也同样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泔水桶捞食的“流浪汉”

现年81岁的李仰明儿子张胡金讲述：“父亲20岁那年身负重伤，养伤的红军医院被包围，伤员各自突围。父亲从江西石城转移到瑞金，天寒地冻，在深山里一边走一边吃树叶。有时捡到一些谷穗，用石头捣破谷壳，找个烂陶缸煮。刚煮好敌人又追来了，机枪疯狂扫射，幸好没有中弹，赶紧往深山密林钻。有时撸了一些谷串，塞进嘴里干嚼，嚼完再把渣壳吐出来。有时饿得连滚带爬，每天只能吃点竹笋，最长时间整整44天吃不上像样的食物。

有一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冒险下山进了陂坑村，挨家挨户捞泔水桶的食物吃。父亲衣衫破烂发须蓬乱，又脏又臭，群众以为来了个神经质的叫花子。过了两天，有人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恰好主人吴长有是江西弋阳人，比父亲更早来到陂坑，听得懂父亲讲的土话。吴长有也是方志敏的老部下，曾经在红楼乡苏维埃政府当过裁判部长。两个老乡战友劫后重逢，抱头痛哭。吴长有叮嘱父亲小心藏身，告诉父亲若白村的伪保长张振兴是地下党员，并通过张振兴联系上汀瑞游击队的胡荣佳和彭胜标等领导。父亲因为伤势无法随队行动，组织上通过统战关系，把他作为‘难民’安置在玉竹杏转入地下工作。”

肩负特殊使命的“木匠”

“在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下，汀瑞县委在荣坑一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继续开展秘密斗争。每个成员都安了代号，父亲会做木工，大家叫他‘木匠佬’。父亲在部队学过修理枪械，游击队有一支子弹卡壳的长枪，父亲用松脂润滑后，枪膛松开，卡死的子弹退了出来，枪支就可以使用了。有的枪支退弹钩坏了、木枪柄烂了，无论铁件、木件活，父亲都能做得一模一样。地下支部成员高度保密，都在当地成家立业，只有个别主要领导掌握内情。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伪造新四军文件，通知汀瑞游击队空手到西江县领武器，结果被敌人重兵包围监禁。一年后，刘国兴组织邹道隆、陈学彬等人越狱成功，回到老根据地重新组建汀瑞游击队，后来发展到100多号人。游击队所有的生活和战斗物资，都是通过地下支部成员想方设法到各地采购，并冒险运送上山的。

我们家是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父亲经常行走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脊线上，往返受领任务。游击队的同志也时常出入我们家，我见过姜畲坑游击分队分队长刘邹和、陂坑游击分队的负责人刘腾洪，他们和父亲感情很好，亲如兄弟。国民党为了断绝群众和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实行移民并村，很多群众的房屋都被瑞金欧阳江的白军烧毁。我们家先后搬迁到洋坪、黄坊、中田、赖坑、达陂等地，房屋前后被烧了三次。每次搬家后，父亲就会尽快和附近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想方设法完成游击队交给的任务。”

斗智斗勇死里逃生

“有一回，刘腾洪和父亲到濯田采购了许多牙刷、牙粉、毛巾、电池等物资，夜宿客店被反动民团的眼线盯上了。第二天，反动民团在白沙岭一带设伏。返回途中，刘腾洪发现情况异常，赶紧和父亲互通‘江口’（暗语），父亲一听心里有数。两人走到一处悬崖边装作撒尿，同时翻身滚下悬崖，抄小路向牛脑屎高峰靠拢。匪徒们害怕前方等候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声赶来接应，追赶一阵退走了。

父亲逃难到四都，与我生母陈二嫲结婚，母亲20多岁因房屋被烧窒息而死，父亲与我后母邹新元成亲。后母也是一位地下交通员，父亲和她约定了许多暗号，家中屋檐下挂竹篮、畚箕各有不同的意思表达。1946年12月上旬，伪保安团分两路包围玉竹杏。我们家屋后的陡坡长满了茂密的芦苇，父亲顾不得家小，一头钻进门前土坎下的荆棘丛中。身上的衣服裤子全被锋利的勾刺挂住了，光着身子冲了出去。白军把母亲吊起来打，用滚烫的香火灼烤母亲的乳房。折磨了半天后，敌人要吃饭，才给母亲松绑。机智的母亲杀鸡、切腊肉做饭给他们吃，提了一只烂箩筐装作去地里拔萝卜（配猪肉），转眼从父亲逃命的荆棘丛中也溜走了。敌人整整住了三天，把所有的东西吃得精光，满地都是鸡毛鸭毛和内脏。离开的时候往酒缸里拉尿、放鞭炮炸，一把火把我们家全烧了。这年我不满7岁，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惊吓，幸运的是父母亲和哥哥姐姐都有惊无难。”

苦难岁月耿耿丹心

“家中是游击队的接头户，接待往来的游击队员是常事。为了生存，对待上门的白军反动派，甚至一些流氓烂脚也要热情接待，免得生出是非。家里每块肉、每个蛋都要留着，以备急用。我们全家很少有米饭吃，以地瓜、玉米、蔬菜等为主食。我一年四季睡在一块布店破招牌匾上，盖的是烂棉袄和蓑衣，穿的是父亲做的木屐。长大才知道父母亲的苦衷，他们有特殊的使命。尽管家庭生活极为困难，但父母亲总是说‘熬过暗晡见天光’，苦日子总有一天会到头。现在看来，他们才是真正有信仰、有骨气、有追求的人。”

在86岁的刘长发妹心中，养父李仰明始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地下党员，“父亲从来没把自己当残疾人。有一次游击队打土豪回来，在我们家吃过饭后离开。他们前脚走，父亲拿着竹扫把，一拐一瘸上山把路上的脚印仔细清理干净，把泔水挑去喂猪，免得反动派来发现异常。游击队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很信任他，对我们孩子也很疼爱。有一年冬天，游击队队长刘老三在我们家住宿，我给他端了一盆热水烫脚。他看到我头发蓬乱打结，责备父亲不关心我。父亲一听，呆呆地很久没说话。其实他不是不爱儿女，真的是全部心思精力都用在游击队员身上了……”

李仰明与后妻邹新元相濡以沫，终老乡间。他们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就像山间遍布的翠竹和山茶花，默默地用自己的一生装点人间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