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坤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将如约而至，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及他留给我唯一的一件信物——一块“宝石花”牌手表。父亲走了多年了，这块手表我仍保存得完好，她仍锃光发亮——这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信物，说准确了，她是一件浸染了我父亲血汗的信物。

如今，这块手表我虽然不怎么戴了，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从我书桌的抽屉里拿出来看看，拿出来擦拭擦拭。有时，我还会给它旋上发条，听她滴答滴答的响声，其滴答滴答的响声依然是那么的铮铮然、铿铿然，依然是那么的执着、坚定，多少远去的岁月又仿佛伴随了那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走了回来。

我是在恢复高考后从田间地头里走出来走进城里读书的。师专毕业，就到外县的一所中学任教。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走上杏坛，端上了铁饭碗，这在从未离开过土地，识字不多见识不广的老父的眼里也算得上是有出息了。父亲虽嘴上不说，但内心的欣慰偶尔也会从他眉眼里露出的。

然而，父亲又很快就感觉失望了。

第一个学期过去，春节前我回到家，父亲首先瞄了瞄我的手腕，他的脸上立马露出几分失望的神情，并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明白父亲摇头的意思：我手腕上不曾箍上一块手表。

在识字不多见识不广的老父的认识里，他认为：一个教书的人（乡下人称先生）手腕上没有箍一块亮闪闪的手表是不太有面子的。先生么，就是看着时间干活吃饭的。当然，他也认为，一个整天穿着鞋子就能拿工资吃饭的人，买一块手表应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可是，我的手腕上偏偏就缺了这么一块能长脸的小疙瘩儿。

父亲以为我不知道他隐秘的心思，嘴里嗫嚅了好一阵子，又委婉地说：怎不买个手表戴着，做老师的没戴手表，怎么跟学生上课呢？

他不知道，那时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0几元不到40元，而且我还带了两个妹妹在身边读书。刚到一个新地方，除一日三餐外一切的生活用品都得花钱买，那时的日子，真可谓是过得捉襟见肘呐。

但我还是笑着对父亲说：有没有手表关系不大，学校里不是有钟声吗？真要手表的话，过些时等我手头宽裕些了再去买一个就是了。

很快，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暑假回家，我手腕上仍是不曾箍上一块手表。这一次父亲又瞄了瞄我的手腕，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一晃又近了春节，我从外地里冒了严寒回家过年。一回到家，乍眼里见了父亲，感觉父亲仿佛换了个人似的，他人黑了，瘦了，憔悴了，腰也伛偻了几分。再细看，发现父亲的手上、脸上、脖颈上一切的裸露处都展示出一道道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殷虹口子，就像一个在茫茫榛莽中跋涉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后从荆棘丛中钻出来的人似的。我惊愕地问：老爸，这半年里都遇着什么事了？

父亲走进卧室，取出了一个小纸盒，递过来：给你。

给我？我急急打开了盒子一看，一块手表，一块精美的，闪闪发亮的“宝石花”牌手表。给我？我又问。

父亲点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是的。

我拿起小纸盒里的发票一看，一百一十八元。天呀，这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呀。我掂量着这手表，沉甸甸的，如捧了父亲那一颗滚烫的心。再看看父亲脸上那一道道殷虹的口子，我的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泪水差点夺眶而出。但我嘴里还是说：要手表我自己会买呀！

那晚上，大哥告诉我，这百来元的一块手表是老父为村头那两家砖瓦窑厂砍柴草赚下的钱又托人去镇上买的。为了凑足这百来元，老父每日里起早贪黑，整整忙碌了一个秋天又大半个冬天。要知道，一百斤的柴草才三五毛钱呀。

阿弥陀佛，一百斤柴草才三五毛钱！想象一下，要换得这块手表，要割多少的柴草呐？通通堆叠一起，恐怕是一座山的模样了吧。

那夜里，我把手表调准了时间，并上了发条，让表上的长针短针错错落落一齐出发，一齐走动。我时而抚摸着手表，时而贴近耳朵谛听，那铮铮然、铿铿然的悦耳的有节奏的响声，仿佛是深山古寺的钟鸣，又仿佛是水滴落入深潭的回声。那夜里，我是由那悦耳的响声伴我进入梦乡。

打这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戴手表的“先生”了。

说实在话，一块手表在现在实在是不足挂齿，算不得什么了，可倒回去三四十年，那算得上是稀罕物，是很高档的消费品了。然无论如何，置我书桌抽屉里的这块“宝石花”牌手表我都会好好珍藏，好好保存的，那可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一件信物，她浸染了我父亲的血汗，她闪耀着父爱的光芒，对我来说，她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