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日记》 林伟 著

□林东祥

林伟，1914年8月出生在福建武平县一个贫农家庭。17岁参加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从事过作战、通讯、机要、测绘、政工和院校等方面工作，在总部、军区和军兵种工作过，并到军事学院学习。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通信工作，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作为军队代表列席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作的开幕词。他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1979年1月因病逝世。

林伟的女儿林冬旭在《怀念爸爸》一文中说，爸爸是个学习非常刻苦的人。参军前，他曾在乡下读了几年私塾，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参加红军后，他先后做过许多工作也是边学边干，为了首长指挥作战需要，他学会了绘制作战地图，组织上让他负责通信工作，他从零开始，刻苦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40岁时患有心脏病，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用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军事学院大学本科的学习任务，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干一行爱一行，从普通的军事指挥员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导和技术专家。

林东旭说，爸爸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严，公私分明的人。在爸爸的教育下，她从小就懂得，公家的东西尽管不要钱，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从她记事起，家里人上街买东西或出去玩，都是乘公交车或三轮车出行，没坐过公家的车。而计划经济时代，对公家配发的桌椅板凳，爸爸也教育他们要爱护，不能乱刻乱画，自己的东西丢了没关系，公家的东西绝不能丢掉。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王强回忆林伟在1950年代在青岛创建海军通信学校的有关情况时说，1957年9月，海军通信学校成立，林伟任校长，我任副校长。通校在林伟等几位老红军领导下，首先从培养政治思想作风入手，打好各方面业务基础，使全体人员意志奋发，朝气蓬勃，心情舒畅。他是全校唯一的少将，但对人很诚恳，一切以身作则。沙岭庄无正规教学楼，所有干部宿舍只有公共卫生间。林校长住在平房中的一间小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吃在学校大食堂。全校只有一辆公用小车，用于接送来宾和科研工作。林校长一条背带绳都不用公家的，难能可贵。他常用长征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在他的影响下，干部从不白吃白占，全校廉洁奉公，站好岗位，敬业作风也就培养起来了。学生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教员们勤奋备课，全校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林伟将军自从当红军后，远离家乡的山水和亲人，先是戎马倥偬，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军事院校深造、开创海军通信学校以及担任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但是，1960年因为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来又发生“文革”，他以重病之身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但他即是在病中，也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不懈地写作，为党史军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1973年秋，他出路费请大嫂、姐姐和侄子4人到北京，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了家乡的所有乡亲一样，虽然有病在身，但将军非常高兴，留亲人在北京住了50天。这次共花费了1000多元钱和300多斤粮油，都是将军自己负担的。他没有利用权力让亲人住公家招待所，而是挤在不很宽敞的家里。

林伟将军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1974年秋天，武平县农业学大寨的干部参观大寨后，出于对家乡老将军的敬仰，60多人到北京看望将军，将军仔细问询武平县尤其是川坊村的情况，家乡农业生产怎么样，生产队劳力一年口粮多少，要家乡干部和社员向大寨学习，发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落后面貌。

林伟将军在回复川坊村乡亲的信中，几乎每次都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当官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劳动，不劳动就不得食”（《写给侄子林太和的信》）。

他给家乡的干部写信，从来不会提要对亲人进行照顾，总是要他们像普通社员一样，并且村里人要求将军代购皮衣、钟表及中药材等，将军总是不厌其烦地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将军自从1930年初参加红军后没能重回武平，回到川坊村看看，但将军对家乡建设关心，对家乡故土和亲人惦念，即使身居高位，他仍然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坚守初心，保持晚节。

因为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加上紧张的工作节奏，林伟将军到北京后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但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忘记了。到通信兵部三年后终于病倒了。将军只得忍痛离开工作岗位，但他离而不休，保持军人的生活作息。思想没有松懈，爱学习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他每天按时起床，听广播、读书、看报、记笔记、收集各种资料。

几十年间，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军队的和平建设年代，将军都经常写日记，把经历的重要事件详细地记录下来，他曾经在红九军团和八路军总部做参谋，亲历首长的决策部署和许多重大战役。即使在病重期间，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撰写回忆文章和接待采写军史的同志。

将军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热爱和忠诚。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他非常难过。他不顾病重，参加了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他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和他留下的遗嘱中，都是以总理的品德和精神作为榜样，教育家人。

1978年下半年，将军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但他毅然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的朱总司令》一书的编写工作，在家里，在301医院，他不知疲倦地写作，不断地改，不断地核对，他怀着对朱总司令的深厚感情，把最后的老战士的忠诚余热奉献给军队和国家。

1978年11月，将军又一次闯过了病危关，稍稍有点精神，他又继续写书，他的记忆力很好，撰写的回忆录对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期的作战指挥和重大事件得以记录和保存。

将军对于死亡是非常达观的，他在遗言中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客观规律，你们不应该有什么悲伤。我常记着敬爱的周总理，当人们劝他不能长期这样每天二十小时工作时，他总是说，在革命烈士中千百万人倒下了，他们的诚挚愿望，应该由我们多做一点工作来为他们的愿望代做一部分。”

他交代亲人，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惊动亲戚朋友。将军的遗言，字里行间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战士和老党员宽阔的胸襟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他总感到党和人民给予自己太多，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太少，时常为自己多年患病不能工作而内疚，他不但对自己很严格，而且要求家人也要做到。他要求身后不给组织和他人增添任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