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祯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家六兄弟逐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并且都先后盖了新房。可上世纪困难时期，我家发生的两件事，却至今难以忘怀。一是最小最小的事：一斤粮票。二是最大最大的事：一座房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77元，母亲的工资61.5元，合计138.5元。这种高薪收入在当时只属于为数不多的家庭。1960——1962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包括苏联逼债），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因为兄弟姐妹众多，照样和全国人民一道，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那时，全县仅我父亲与上杭一中的周密、王力峰校长，离休长征干部蓝岳四人共同享受着每月供应两筒汤饼、两斤湿粉干的优厚待遇。但即使是这样，购买优待物资的一斤六两粮票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父亲常为此事犯难。

有一次我给在山东工学院读书的三哥写信时有意无意地提到此事。不久，收到三哥寄来的一斤粮票。几天后收到来信一封，信中只问粮票收到没有，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寄粮票。一连几天， 我父亲都不时地自言自语：“他寄粮票回来干嘛？”我心中有鬼，故意把话题岔开。有一次我突然灵机一动，就说：“也许山东的粮食供应标准较高吧！”父亲半信半疑，以后就没再嘀咕此事了。

几十年后我方从报纸上得知：困难时期山东是全国最苦，死人最多的地方。为此省委书记受到降职处分。还有，学生都在食堂打饭，要兑换这一斤粮票要申诉理由，经批准后还要办许多手续才能拿到。这时我才知道，三哥是个大孝子。

1961年下半年，母亲的身体急趋直下，拉稀严重时竟拉白泡。父亲感到难以为继。因为我们一家都住在学校，1962年父亲便当机立断把打石巷的房子以4000元的折中价卖掉。手头有了钱，母亲的身体得到及时的调理而迅速好转。由于执行刘少奇制定的六十条新政策，困难时期的局面迅速好转。卖房半年后，困难时期就结束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好卖的就是高价大米；因为那时候人人食不果腹。本世纪最好卖的就是房子，因为这时候人民普遍都已致富即买得起。相比之下，真有天渊之别啊！

解放后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世瞩目！抚今追昔，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