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娴

车子离开龙岩市区，往古田镇驶去。路越来越静，山越来越深。这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子，叫苏家坡，畲族人聚居的地方。

我是为一座旧房子而来的。这座房子有个很古雅的名字——树槐堂。

村子中央，树槐堂安静地立着。典型的客家厅堂建筑，青瓦灰砖，门楣上挂着“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字样的牌子。1929年的秋天，这里住进来一个人称“杨先生”的人。他身材高大，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正患疟疾，身子虚弱。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我站在天井里，看阳光从四方天空洒漏下来，晴空万里。树槐堂左侧厢房进去，有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这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卧室。

屋子已然很小，仍被截分成上下两层，逼仄到出乎意料。沿简陋的木梯走上去，一张极窄的木板床，一个木匣子，一张看不出原色的旧木桌。木桌上，一盏桐油灯，玻璃灯罩被烟熏得发黑。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夜夜挑灯。闽西的深秋，山风硬冷，从窗缝里钻进来，油灯的火苗影影绰绰。他裹着一件旧军大衣，就着这点微光，一笔一画，写着什么。或许，他写的是关于那本摩挲了无数遍的《共产党宣言》的感悟，或许是写给中央的闽西斗争形势报告，或许是为即将召开的古田会议准备决议草案。

或许，仅仅是一份自编的简陋的小学教材。

村里的老人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苏家坡穷，孩子们从没进过学堂，村里识字的大人也没几个。村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苏家坡，世代盲，烧了石头变灰团”。在走街串巷时，毛泽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听在心里。于是，他找到当时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商议，要在村中为村民办一所小学。

由此，苏家坡历史上第一所小学——苏家坡平民小学诞生了。树槐堂的厅堂，迎来了它最热闹的一段时光。

开学第一天，毛泽东早早在教室门口等着他的第一批学生。看着孩子们都到齐了，他就拿出一小捆“公鸡”牌铅笔，给每个孩子发一支。在第一堂课上，他教他们认识“手”字。他说，地主阶级有手，我们也有手，但是手和手不一样。地主阶级的手是剥削的手，而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手，是劳动的手，是被剥削的手，只有用我们这双手推翻旧世界，争取革命成功，将来才会有好日子。

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望向讲台上的先生。他们喜欢这位老师，喜欢他讲课时打的比方，和比方之下不容置疑的坚定。仿佛此刻秋深，而春天，必然候在前方。

树槐堂的厅堂，白天是孩子们的教室，晚上还教成年的贫苦农民识字。贺子珍、曾志以及邓子恢、蔡协民等人也经常前来讲课，宣传革命道理。

从树槐堂出来，往后山走，有一条窄径，通向半山腰一个岩洞。步行十分钟，就是圳背岩洞，村里人叫它“主席洞”。洞不大，天然形成，阴凉潮湿。一块方石横在洞的入口处——这就是“杨先生”当时读书、思考的地方。

他白天常来这里。带一本书，或一叠文件。闲暇时，就卧躺在石上读书。一日傍晚，邓子恢前来。他们在洞前边走边谈，毛泽东突然问道：“你认为领导者的任务是什么？”邓子恢一时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认真道：“依我看，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好群众的‘传达员’”。

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让邓子恢点头称好，他听懂了其中的方向和分量。

而此刻的洞口外，我纵目远眺，视野骤然开阔。整个苏家坡尽收眼底，远处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站在这里，我忽然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如此困苦的境地里，一个人依然能写出那样大气磅礴的文字。他的心，装着更大的山河。

从后山下来，离开苏家坡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小小的村庄。树槐堂沐浴在阳光之中，檐角翘着，微微发着光。像被托举着的一盏灯。

那盏在深夜里摇晃过的桐油灯。

那盏以微弱之光照见过一个人最艰难的样子，也照见过他最坚定样子的小小油灯。

如今，那盏小油灯，还闪耀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