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中复村 章宸睿 摄

■ 张佑周

红军长征是史无前例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壮丽史诗，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巍丰碑。

松毛岭保卫战闽西客家子弟勇敢担当

1934年9月23日，蒋介石调集6个整编师及2个炮团，共7万余人，配以数十架飞机，向长汀、连城交界的松毛岭进攻。刚在温坊战斗中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难得的大胜，以闽西客家子弟为主体的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连城地方武装共万余人，留守松毛岭。在“保卫松毛岭，就是保卫汀州、保卫瑞金”的口号下，面对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他们全力以赴、英勇阻击，展现出客家人无比的勇敢、坚韧与担当。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场持续七天七夜的松毛岭保卫战，终因势单力薄，红军被迫撤退，以客家子弟为主的数千名红军战士在松毛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松毛岭保卫战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最后一战，数千客家子弟以勇敢和担当、鲜血和生命，为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湘江战役中客家精神的表现

1934年9月30日，从松毛岭阵地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在长汀县南山镇钟屋村（现中复村）观寿公祠前集合，奔赴长汀县城集结。1934年10月，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其中，红九军团因出发地路途最为遥远，成为长征的零公里处，钟屋村被称为长征第一村。

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到湘桂边境时，遭到国民党30万重兵的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唯有抢渡湘江，才能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面对艰难形势，中革军委命令以英勇善战的闽西客家子弟刘亚楼为政委的红二师和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为前锋，控制湘江两岸局势，为主力部队西进打开通道。同时命令红三十四师担任中央红军的总后卫，负责阻击尾追之敌。红三十四师是一支由闽西革命老区的地方红色武装逐渐改编而成的部队，下辖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团三个团，全军将士6000余人以闽西工农子弟为主，大部分是客家青年。他们在入伍前大多经过正规的战斗训练，加入红军队伍。在危难时刻，红三十四师将士毅然接受命令，承担起掩护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客家精神，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红三十四师英勇奋战、顽强拼杀，最后寡不敌众，绝大部分壮烈牺牲，血洒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西进之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除红三十四师有5000多闽西子弟血洒湘江之外，刘亚楼率领的红二师作为长征的开路先锋，也在这一战役中连续作战，全师减员近半；罗元发任政委的红五师第十五团指战员，全团仅剩下600人。整场战役闽西子弟牺牲近万人。

红三十四师原一〇〇团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中该师唯一幸存的团以上指挥员。他一生惦念牺牲的闽西子弟，临终遗言：“我这个将军是闽西子弟用鲜血换来的，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他们在一起。”1992年4月，其子韩京京遵遗愿专程从北京将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经历长征战功卓著的闽西客家子弟

在8.6万人的中央主力红军中，有2.6万余名闽西儿女（大部分为客家人）随同主力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万里征途。红军到达陕北后，闽西儿女仅幸存2000多人。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闽西子弟战功卓著。其中最为突出的战绩有：

1935年1月3日和1月7日，担任突击任务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闽西客家战将刘亚楼、杨成武等指挥下，突破乌江天险。

1935年1月，耿飚、杨成武等率红二师红四团攻占了娄山关。

1935年5月，红四团创昼夜急行军240里的奇迹，飞夺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

1935年9月，红四团率先跨越大雪山，过了草地后，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5年11月，刘亚楼、萧华率红二师参加直罗镇战斗，大捷。此役歼敌1000多人，俘敌5300多人，为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策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长征中走出的闽西子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牺牲不少。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包括上将刘亚楼、杨成武，刘忠等7位中将、丁甘如等48位少将的57位开国将军，还有赖际发、江一真等33位省部级领导。

客家精神与长征精神交相辉映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闽赣边界出发，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到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途经15个省，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同志总结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经典总结用三个比喻概括了长征的伟大贡献——长征不只是走路，更是革命火种的传递。“宣言书”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可战胜，让人民看到革命前途有希望；“宣传队”指红军沿途广泛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播种机”指红军沿途播下革命种子，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党的组织，留下革命骨干和群众基础，为后续斗争奠定坚实基础。这一总结已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家精神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精神与长征精神交相辉映。作为深深熔铸着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客家精神，在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征精神的精髓之一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与曾经筚路蓝缕的客家人的英勇顽强、坚韧执着、不畏艰险的精神特质高度契合，一脉相承。长征之初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是这种精神最悲壮的注脚，主要由闽西客家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临危受命担任全军后卫，以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的代价，掩护了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其后，以刘亚楼、杨成武为代表的一批客家战将，率领红二师、红四团一路斩关夺隘，屡建奇功，表现出客家子弟兵的英勇无畏和责任担当。

毋庸置疑，客家精神与长征精神在多个维度上互相共鸣，血脉相通，互相成就。

首先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客家先民在贫瘠的山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生存史，铸就了客家人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顽强坚毅精神。这种精神在红军血战湘江、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人类极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二是团结奉献，顾全大局。客家先民所经历的迁徙和生存的压力，使客家人形成精诚团结、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在长征途中，这种精神升华为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服从指挥的钢铁意志。红三十四师为了党中央和整个中央纵队的安危，情愿牺牲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体现。

其三是勇于开拓，敢闯新路。客家人素以开拓进取著称，敢于向外拓展，闯荡世界。这种精神气质，在长征精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红军开始长征时，2.6万余名闽西子弟就告别父老乡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万里征途。这种革命自觉并非偶然，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创建苏区、建设苏区的巨大影响力之外，其实也是继承了文天祥、丘逢甲等客家先辈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挺身而出的传统。这个传统又与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红色理想一拍即合，走上长征路其实也是客家人敢闯新路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