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如先

长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人类历史的精神丰碑。长征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凝结着各族人民的奉献和支持，也牵动着许许多多华侨、归侨的家国情怀。九十年多前，在从中央苏区出发8.6万余人的长征队伍中，闽西儿女共有2万余人。其中，就有五名从海外历练归来的闽西籍战士：连城县籍项与年曾在今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省参加革命活动长达18个月时间，参加了长征先遣侦察队，由于工作需要，未走完全程又回到江西；新罗区籍陈明曾旅苏留学，前后历时三年，同为新罗区籍曹菊如曾在今印度尼西亚务工六年，是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之一，他们随中央红军走完了全程；新罗区籍郭友增从南洋归来，上杭县籍丘福昌从香港归来，他们作为红三十四师骨干，随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在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血染湘江。他们以非凡勇气、牺牲奉献和聪明才智，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项与年在情报战线提供绝密情报

长征前提供绝密情报对党中央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红军长征前，项与年打入敌人内部，获悉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情报后，冒险将情报送交党中央。他一路上风餐露宿，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将绝密情报亲手交送党中央。在这之前，中央综合多方面的情报，知悉蒋介石必将对中央根据地发动总攻击，中央红军如不能及时突破蒋介石的包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项与年送来的情报，对中央作出红军果断地撤出根据地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到红军为何这样急迫地离开中央根据地时曾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长征前所提供的绝密情报，有助于一定程度弥合党中央高层重要军事战略的分歧。“项与年的情报还有一个功能不可不提及，那就是促进了党内的团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有‘左’倾冒险主义，博古、李德拒不接受，直到见到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感受到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才不再提他们所主张的正规战、阵地战。当几位领导拿着项与年‘十五比一’的情报继续讨论，博古和李德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项与年送达的情报在后来红军长征中，为促进中央领导人思想统一打下了基础。所以，项与年送达的情报，对外是“防弹衣”，对内是“黏合剂”。

长征期间以隐蔽战线电报形式默契配合让红军过境。在重要时机，项与年与在贵州的莫雄以电报的形式，上演一出双簧，成功调动敌人主力，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顺利实现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略目标，“莫雄收到（项与年）电报后，就将毕节县警察大队调出城外，向娄山关进发，让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毕节县，走乌江入四川省”，为红军顺利实现战略转移目标提供了重要助力。

郭友增、丘福昌在阻击部队勇敢冲锋

郭友增、丘福昌都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骨干，六千多闽西子弟中的杰出代表。

郭友增烈士默默无闻，迄今连家乡人都对他没有太多印象。但红三十四师作为英雄群体，包括郭友增、丘福昌在内的先烈，用他们一往无前、血战到底、敢于牺牲的实际行动，创造了人间奇迹，完成了拖住敌军、掩护主力脱离的使命任务。据红三十四师100团团长韩伟将军后来回忆，“由于我师（指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苦战血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时间，掩护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于十二月一日晨渡过了湘江”，为长征胜利立下不朽功勋，也以他们可歌可泣的壮举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核，“将坚定理想、大局忠诚、革命英雄主义、团结奋斗四大长征精神内核推向实践样本”。红三十四师郭友增、丘福昌等英烈的名字不仅承载了“绝命后卫”的荣誉，还承载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陈明承担理论宣传之责

陈明是党培养的高级理论人才。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整编，将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的教导队组成干部团，陈明是负责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课程的教员，后来担任训练科长。陈明发挥自身掌握一定理论知识的优势，积极做好红军干部的理论宣传和文化普及工作。理论宣传方面，他将苏联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知识，生动有趣地讲给同志们听，以激发大家的革命热忱，增强革命斗志，提高政治文化素质。文化普及方面，他克服自身的困难，积极做好红军干部的文化提升工作。长征途中，陈明的近视眼镜掉了一块镜片。当时由于军情紧急，无处可配，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不得不拄着拐杖行军。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仍坚持教干部学文化。陈明为特殊条件下红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化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实践探索。

陈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在随长征队伍途经广西东北部一带村寨的时候，发现了多起蓄意纵火事件。当地反动派为了挑拨共产党和红军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收买社会渣滓，蓄意纵火。然后，嫁祸给红军，借以破坏我党和红军的形象，影响红军同人民群众的团结。陈明认真对待，开展侦查调查。在群众协助下，终于抓住了几个凶悍的纵火者。经审讯，他们招供是受当地反动派的收买，暗中放火，嫁祸于红军，给群众造成“共匪”杀人放火的假象，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手段极其恶劣。为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陈明连夜写了《放火者》一文公布于众，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此文后收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纪》一书。陈明吸取教训，突出问题导向，完善红军职能配置，在人民军队中创建了消防组织。从此以后，红军干部团对火灾的戒备加强了，防火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在部队中成立了灭火组织。

陈明对敌斗争的实践探索，为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提供了宝贵经验。

曹菊如率领“扁担银行”到陕北

长征是战略转移，是要选择适合的落脚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才有长征初期“搬家式”转移。啥都搬固然不可取，但该搬的还是有搬的必要。比如作为国家银行主要家底和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的几担黄金等毫无疑问是要搬的。在整个的长征途中，曹菊如和毛泽民一道领导第十五大队（到阿西时，除毛泽民同志外，原十五大队幸存同志连同两担金子均调集到供给部），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用血和汗，如愿守护住了红色金融的家底、种子。“于十一月到达在当时说来是最后目的地的瓦窑堡，尚幸两担金子、两个运输员和我（曹菊如）一起也都同时到达”。在新的根据地，这批长征胜利的成果很快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并不只是行军打仗，时间条件允许，而且有利于民生改善，有利于扩大党和红军影响的情况下，也还要开展积极的金融服务活动。中央红军进驻贵州遵义期间，曹菊如等就地领导开展了货币发行和回笼的金融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遵义的食盐来自四川的自流井，由于交通不便，这一生活必需品被官僚、地主、军阀和奸商垄断。贫苦群众因为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特别普遍。红军进城后，将没收的食盐公开出售给群众。遵义是长征途中最大的城市，商店很多，红军手上存的零用钱，路上用途少，就在这里买吃的和行军用的小物品。红军离开前，部分纸币没有收回，即用现洋兑回。红军战士用国家银行纸币买到了食品和行军用品，老百姓收到的纸币既可买到紧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国家银行纸币成为市面争要的‘红军票’，也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