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升辉

“一生一世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这是邓子恢一生的座右铭。邓子恢用一生行动，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留下了大量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鲜活事例，让正确政绩观可感可学、可践可行。

“农民是我的兄弟，我是农民的知己”

“农民是我的兄弟，我是农民的知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我人生全部意义。”邓子恢用一生践行着这一诺言。邓子恢在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领导闽西苏区政府制定了涉及土地、山林、工会、劳动、婚姻、合作社、裁判等法案和条例。明确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工作“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工人农民兵士及其他贫民利益去决定”，把党和劳苦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他联系群众，关注民生，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千方百计为群众谋福利。他要求各级政府切实保护纸、木、烟草等苏区产品的流通，组织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兴修水利，掏挖沟渠，解决劳动力问题，保证农业生产。

1961年4月，正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回到龙岩。他先后到东肖、湖邦、曹溪、小池、城关等公社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了解情况，走家串户，参观食堂，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和烈军属。他见青山成了荒山，田地禾苗不壮，村头猪牛很少，许多乡亲面有饥色，不由得一阵阵心酸。为了答谢父老乡亲的接待，邓子恢托人买了许多面条，在下邓厝的家里煮上几大锅，请父老乡亲都来吃面条。席间，他鼓劲大家千方百计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还要搞副业生产，像革命战争年代支援红军那样支援国家。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邓子恢一回到北京就向中央写了《关于闽西农村调查的报告》，建议停办食堂，取消借给制、适当增加自留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等意见，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也得到群众的欢迎。

“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邓子恢认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有新的问题，我们依靠老百姓来解决，

一次比一次正确，一次比一次更好。”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些基点村的群众在国民党军队的武力威迫下，曾经给国民党军队带路搜山。有时候，游击队经过这些村庄时，被迫在土楼里守望的群众也不得不放几枪以应付差事。一些游击队员出于一时的愤怒，放火烧了几座土楼，还杀了几个带路搜山的农民。邓子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他们：“基点村群众给敌人带路搜山，壮丁队在我们过境时朝天放几枪，那是由于敌人的逼迫，不得已而这样做。你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随便杀群众，放火烧人家的房子，今后谁还愿意支援共产党游击队？”邓子恢责成他们作检讨，去向群众赔罪道歉。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子恢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邓子恢始终不满足于以第二手资料来开展工作、制定政策，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对下属强调：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是干部的神圣职责，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沟通与人民群众思想联系的桥梁，一定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不能门难进，脸难看。他还特别交代：“凡找我本人的来访、来信，由我亲自接待处理；找单位的来访来信，由组织出面接待处理。”正是由于注重倾听群众呼声，使他在不同时期的农村与群众工作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在今天看来仍很正确的政策主张。

“不能只顾乌纱帽，人民利益更重要。”

邓子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与各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人劝他看清形势，他总是说：“不能只顾乌纱帽，人民利益更重要。”建国初期，邓子恢针对工会工作者“立场不明确、态度不适当”等严重脱离群众现象，明确指出“工会不能有第二种立场，而应该明确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工会工作者说话、办事、看问题、提问题、处理问题，都应该从这个立场出发。”“工会不仅不应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而且与公营企业的行政人员及政府人员的立场，也应有所不同。”他还进一步指出，工会不能与企业行政或政府混为一体，工会工作者应从维护工人利益出发，帮助企业行政及政府方面改变“做出对工人不利的规定”。显然，邓子恢是真正站在工人群众立场上着想，对群众有真挚感情。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到“共产主义试点县”河北徐水，考察所谓劳动军事化、吃饭食堂化等新生事物。回京后心情极不平静，批评道：“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正是从实际出发，看到“共产风”盛行,平均主义泛滥,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邓子恢极力主张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他提出的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实际上是1978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诬陷,但始终大义凛然，坚持真理,充分表现出他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

“我们有责任在完成任务的细节方面即政策策略方面，多替中央操心。”

邓子恢的一生信念坚定，百折不挠。从1925年参加革命后，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家属亲人受到牵连和残害。在与党内“左”倾思想路线的斗争中，遭到过排挤打击，受到离职调任等不公正待遇；曾被批为“小脚女人走路”“刮单干风”，甚至一度受冤被定为右倾分子。面对敌人的凶残和同志的误解，他从未动摇和气馁，始终坚持革命斗争，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探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制定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和农业生产方略，确保了苏区经济的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领导农村工作，为中央制定科学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在指导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及时纠正办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的不良倾向，使互助合作化运动得到健康发展。三年严重困难后，邓子恢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向中央推荐安徽“责任田”，主张建立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然而这些正确的意见，却一再受到错误的批判，但他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农村合作社的事情上，邓子恢认为，办合作社是好事情，但要循序渐进，需要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去办。但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想在两年内就办好农村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很大的损失，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于是，邓子恢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妻子陈兰劝他：“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讲了真实的情况，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如实地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央。”邓子恢回答得没有丝毫的犹豫。

邓子恢一生把群众当主人，视自己为公仆，从苏区分田到抗战支前，从中南土改到探索农村改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农民冷暖放在心头，把实事求是刻进骨髓，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与实干诠释“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写下生动注解。我们要从邓子恢等革命先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以邓子恢“忠诚、为民、务实、担当、清廉”的品格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校正航向，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务实担当、清正廉洁的红色传统发扬光大，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