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

卢仁灿（1915-2007），福建永定人。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先后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等职。1935年7月任红军大学特科团参谋，9月调到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十二团三连任指导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34年9月红军学校在瑞金九堡完成整编，正式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下辖上级干部队和四个建制营。20岁出头的卢仁灿被分配到军委直属队政治处担任技术书记。此时，长征的准备工作正在部队中紧锣密鼓地推进，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大转移做最后准备。可命运却给年轻的卢仁灿出了一道难题——他突然染上了严重的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酸软无力。当时，为保障大部队行军效率，也为妥善照顾伤病员，组织上决定：将身体条件太差、确实无法随队长征的同志留在苏区，就地安排工作。卢仁灿的身体状况，自然被纳入了留守人员的考虑名单。

当组织上找他谈话时，卢仁灿坚定地说：“我穿上红军军装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交给了这支队伍。我知道这是关乎红军、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战略行动，我必须跟着队伍走！哪怕是爬，我也要爬着跟上大部队，绝不能离开红军！”就这样，他凭着一股韧劲，拖着病体，踏上了漫漫征途。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终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山”，传言“只有神仙才能翻过去”。但红军战士们毫不畏惧，凭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准备征服这座天险。

上山前，部队反复强调行军纪律：任何人不得脱离队伍单独行动，行进速度必须均匀，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更不能随意停留。因为山上空气极度稀薄、严重缺氧，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每一次停留、每一次体力透支，都可能意味着永远留在雪山上。为减轻行军负担，上级要求所有人彻底清理随身物品，轻装上阵，能不带的一律丢掉。战士们纷纷舍弃多余衣物、生活用品甚至心爱的书籍。卢仁灿也不例外，他丢掉了不少个人物品，却唯独多背了一个沉甸甸的米袋子。

这个米袋子里，藏着战士们对兄弟部队的深情。当时，部队传来消息：中央红军很快就要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个消息让整个部队沸腾了，战士们兴奋不已，纷纷琢磨着给兄弟部队准备见面礼。有人用攒下的羊毛纺线织毛衣，有人把缴获的步枪擦得锃亮。卢仁灿所在的部队也通过党支部会议决定：省吃俭用，从本就微薄的伙食费中再挤出一部分，凑成会师的见面礼。卢仁灿主动接过保管这笔钱的重任。他把战友们一分一厘省下来的银圆小心翼翼地装进米袋子，背在肩上。在他心中，这个米袋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银圆，而是全连战士对兄弟部队的心意，是战友们沉甸甸的信任，是绝不能出任何差错的重托。

翻山的路比想象中更艰难。越往山顶走，空气越稀薄，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喘气，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连呼吸都带着刺痛。战士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艰难挪动。就在快要接近山顶——这段行程中最危险、缺氧最严重、气温最低的生死关头，卢仁灿突然感觉到肩上的米袋子轻了。他低头一看，心瞬间揪紧：米袋子磨出了破洞，几块银圆滚落在皑皑白雪上，闪着细碎的光。

那一刻，卢仁灿惊出一身冷汗。他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海拔，每一次弯腰、每一次停顿，都可能让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再也站不起来。身边的战友也急得大喊：“别捡！快跟上队伍！”但卢仁灿看着雪地上的银圆，脚步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这些银圆是战友们的心意，是送给四方面军兄弟的见面礼，哪怕丢一块，都是对战友信任的辜负。他毅然停下脚步，弯下腰，在刺骨的寒风和稀薄的空气里，一块一块捡起散落的银圆。每捡一块，他都要大口喘着粗气，每一次弯腰，都像是在与死神较劲。捡完所有银圆，重新装进米袋子，用力捆结实，牢牢背在身上，他才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一步步跟上队伍。

事后，卢仁灿回忆起这段经历，说自己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能弄丢战友们的心意，根本顾不上害怕。他庆幸自己没有发生意外，更庆幸银圆一块都没少。

最终，中央红军成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在会师的幸福时刻，卢仁灿打开米袋子，把里面的银圆一分不少、完完整整地交到了战友手中。

卢仁灿在雪山之巅，用一个米袋子、几块银圆，诠释了信仰与担当，彰显了红军战士的初心。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正是无数像卢仁灿这样的普通战士，用生命守护战友的信任，用热血践行对革命的忠诚，才走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铸就了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