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会址 梁熙 摄

■ 古田会议纪念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导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政绩观是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回望历史，古田会议所处的历史关头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深入剖析古田会议决议的文本内涵，细致考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会议前后的实践风范，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校准政绩观偏差，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具有重要的时代启示。

古田会议决议：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源头与制度蓝本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古田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历史性课题。通过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无产阶级的灵魂，完成了至关重要的铸魂工作，使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红四军得以浴火重生，从此走上发展壮大的胜利征程。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构建了一套确保党和军队不变质、能担当重任的思想与制度体系。这套体系，为我们今天理解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滋养。

（一）根本立场：从“为谁扛枪”到“为谁谋绩”，确立为民造福的宗旨。

政绩观的首要问题和核心是“为谁创造业绩”。古田会议决议开宗明义，深刻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雇佣军队的界限。决议严厉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就将军事斗争与政治任务、军队行动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熔铸为军队的立身之本和行动指南。决议要求红军必须正确处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实质上确立了党和军队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决议强调军队要做群众工作，本身即是一种“潜绩”，是为革命长远发展积蓄力量，这启示我们创造政绩必须着眼于人民长远福祉，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工作。

这一根本立场的树立，对于正确政绩观具有奠基性启示：正确的政绩观必须以“为民造福”为最高追求和唯一宗旨。一切工作的谋划、推进与评价，都必须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终极标准。古田会议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批判，与今天我们纠治“唯GDP论”“数字政绩”“形象工程”等偏差，在逻辑上高度一致。它警示我们：政绩绝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数据、招商引资规模或高楼大厦的数量，更要看这些发展是否真正惠及人民群众，是否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改善、文化繁荣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脱离人民立场，任何所谓的“政绩”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失去价值，更可能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二）思想根基：从“反对主观主义”到“坚持实事求是”，夯实科学决策的基础。

科学决策是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正确政绩的前提和关键。古田会议决议将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提升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决议尖锐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此，决议明确提出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决策基于调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的思想一脉相承。它对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的核心启示在于：必须将“科学决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扎实作风之上。决议警示的“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今天的政绩观偏差中，通常表现为“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的规划、急功近利的蛮干，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半拉子工程”“烂尾项目”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正是脱离了实际调查的主观主义。古田会议决议要求党员深入社会进行经济政治调查，以此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这启示今天的领导干部，制定政策、推动发展、考核政绩，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真实情况，了解群众疾苦和需求，使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现实条件、符合人民意愿。唯有如此，创造的政绩才能是符合发展规律、得到人民拥护、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政绩”“实政绩”。

（三）实践保障：从“决议的严肃性”到“执行的坚决性”，构建真抓实干的制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正确的政绩最终要靠坚持不懈的实干来创造和实现。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提出了深刻的思想原则，更可贵的是配套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可检查的制度规定，并强调执行的严肃性和纪律性。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同时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为了保证决议精神落到实处，决议对党的组织建设、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青年工作、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八个方面，都作出了极为细致的规定。例如，为改进会议效果，提出“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负责人要事先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等；为加强党内教育，列举了党报、政治简报等十八种具体方法。这种将宏大原则转化为具体制度、将思想建设落细落实的做法，体现了极强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

这为今天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历史借鉴。它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执行、考核评价、监督问责制度体系，并以铁的纪律保障其刚性运行。要坚决反对“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空转现象，反对“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的虚假落实。必须将“真抓实干”的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责任分工、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可核查的成果指标。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上下迅速传达学习贯彻决议精神，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有效纠正，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显著提升，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这正是“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所释放出的巨大实践威力。它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绩观不仅要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到效果上，需要用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执行来保驾护航。

革命家风范：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垂范

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激烈思想交锋和艰辛实践中探索的结果。他们在此过程中展现的党性修养、思想境界与行为风范，为党员干部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原则：政绩观的政治灵魂与定力之源。

政绩观问题，深层次反映的是党性修养问题。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存在分歧，引发了著名的“朱毛之争”。毛泽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强调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的这些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同志充分理解接受，在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面对个人职务上的挫折和政治上的暂时“失势”，毛泽东没有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而是以极大的政治忍耐力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继续深入思考、调查研究。这种在逆境中坚守真理、不懈探索的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定力。

而朱德、陈毅等同样展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朱德作为军事首长，一度更侧重于军事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前委集中权力有不同看法，但出发点都是为了红军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陈毅则在“七大”后只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客观、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与党内争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听取汇报后，组织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党建军原则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革命勇气，坦诚接受中央批评意见，并致信请毛泽东回前委。陈毅更是第一时间派人将信送往上杭苏家坡，敦请毛泽东返回前委主持工作，并积极协助筹备古田会议，展现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放下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博大胸襟。

这一过程深刻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根本，筑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灵魂。首先，要具备“坚持真理”的政治勇气和战略定力。当自己的认识、主张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利益时，即使暂时不被理解甚至遭受挫折，也要敢于坚守，不因个人得失而动摇，这正是正确政绩观“立党为公”内核的体现。其次，要具备“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坦荡胸襟。要像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一旦认识到真理所在，就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旧有认识，服从真理、服从组织，以党的事业为重。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克服私心杂念，跳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窠臼，

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衡量政绩得失。在政绩创造过程中，难免会有认识偏差或决策失误，关键在于能否以党性原则为准绳，及时发现并坚决纠正。

（二）“功成不必在我”与“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政绩观的时空观与责任观。

正确的政绩观，要求科学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个人贡献”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所坚持和推动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正是一项典型的、奠基性的“潜绩”工程。它不像打一场胜仗那样战果立现、声名显赫，而是致力于解决军队“为谁打仗、听谁指挥”的灵魂问题，致力于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致力于建立严密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这项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却是决定红军性质和命运的根本，是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的最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三湾改编”奠定雏形，到古田会议系统总结定型，体现的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深远历史眼光和无私奉献精神。

同时，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集体，在推动这项“潜绩”工程落地的过程中，又展现出“功成必定有我”的强烈历史担当和实干精神。为了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会前在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训”）。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种调查会，与士兵、农民、基层干部广泛座谈，听取各方面意见，为起草决议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朱德主持军事整训，研究克敌制胜战术。陈毅负责思想整顿，全力推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落地落实。这种为了一项关乎根本的制度建设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正是“功成必定有我”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给予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双重境界的启示：一方面，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境界。要认识到事业发展具有连续性，许多工作特别是基础性、制度性、利长远的工作，可能需要几任领导、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显现成效。领导干部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觉悟，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好评价。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要强化“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在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和任期内，要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奋发有为、锐意进取，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特别是要勇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敢于攻坚克难，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将“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必定有我”的担当有机统一起来，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政绩篇章。

（三）发扬民主、团结协作的实践方法：政绩观生成的集体智慧与合力保障。

古田会议的成功，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胜利，是集体智慧结晶的典范。从“朱毛之争”的思想碰撞与交锋，到陈毅赴沪向中央客观汇报，再到周恩来主持起草“九月来信”给予明确指导，最后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中央精神指导下同心协力筹备并开好古田会议，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上级组织的权威指导、领导核心的归纳提炼以及全体同志的团结执行。这是一个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的完整过程。一批年轻的革命者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敢于争论、善于学习、勇于服从真理，最终在党的旗帜下达到新的团结。

这深刻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凝聚集体智慧、汇聚奋斗合力。要坚决反对“家长制”“一言堂”。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往往源于不同观点的充分碰撞。领导干部应营造民主氛围，鼓励发表意见，注重听取各方建议特别是基层群众心声。正如古田会议前的广泛调研和会上的热烈讨论，正是发扬民主的生动体现。要善于集中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集中红四军党内军内众多正确意见和实践经验的成果。要自觉维护团结、协同协作。创造政绩绝非一人之功，需要领导班子同心同德、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发力。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互动，展现了革命家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典范。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关系。必须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谋划推进，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古田会议决议立足红军建设全局，其意义远超红四军本身，成为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古田会议及其决议，作为党在危急关头自我革命、重塑队伍的伟大创举，其精神财富穿越时空，至今熠熠生辉。决议文本所确立的宗旨、路线和作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与制度参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考验中展现的坚定党性、博大胸怀和科学方法，为我们如何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树立了不朽丰碑。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已开局起步。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意义重大。重温古田会议光辉历史，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将“为民造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执笔：陈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