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发胜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毛泽东对朱德最中肯的评价，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相知。

“大”是为了革命事业大公无私、大义凛然，“大事见境界，抉择显本色”；“坚”是为了红军前途坚定不移、坚决斗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朱德用他的一生证明：真正的强大，是包容与坚守的完美融合。今天，当我们回望古田会议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依然能感受到朱德品格的光辉。

然而，海纳百川的胸襟与百折不挠的意志，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勋章，而是在革命烈火中淬炼、在思想碰撞中升华的结晶。作为“朱毛红军”中与毛泽东并称的核心人物，朱德在党和军队中的特殊地位是如何确立的？“朱毛之争”究竟争的是什么？朱德又是如何从争论的一方，转变为古田会议精神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

“赣南三整”：力挽狂澜于既倒

朱德参加革命的起点并非一帆风顺。1922年8月，他前往上海求见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却被婉言拒绝。朱德曾担任滇军旅长，是陈独秀眼里的“军阀”，陈独秀对身边人说：“我们党绝不能让军阀加入”。然而朱德意志坚定，国内无法入党，便远渡重洋，辗转欧洲，寻找中共旅欧支部，最终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征程。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但那时的他，不过是个边缘的人物，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曾说过一句话“朱德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也说过，朱德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然而，朱德历史地位的确立，却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1927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命令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意图夺取海陆丰地区，争取获得一个港口接受可能来自共产国际或者苏联的军火援助。但南下主力部队遭遇强敌，几乎全军覆没，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等主要领导人被迫分散突围。而负责三河坝殿后的朱德部队，在与两万敌军激战三昼夜后，计划南下会合主力，却得知主力已败。面对强敌围困，朱德所率余部孤立无援，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的境地。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召集部队骨干坚定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把革命干到底！”

在向赣南进军的途中，官兵不断离队，从三河坝出发的2000多人的部队最终仅剩800余人。为巩固部队、解决突出问题，朱德与陈毅共同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次整顿稳定了军心，坚定了信念。大庾整编压缩编制，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上堡整训则着重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些举措，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异曲同工。

南昌起义时28000多人的队伍，主力最终溃散，而朱德率领的“偏师”，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当时站在天心圩那800余人队伍中的，有后来开国十大元帅中的朱德、林彪、陈毅，位列大将之首的粟裕，以及杨至成上将等。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灭于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而指挥东北野战军的是林彪，指挥华东野战军的是陈毅、粟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800余人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埋葬蒋家王朝的重要基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是在顺境中建功，而是在逆流中显担当；不是在胜利时领功，而是在危难时挺身。正是这段力挽狂澜的经历，奠定了朱德在党和军队中的特殊地位。鲜为人知的是，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无比激动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穿上连夜赶做的灰布军装，只为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毛泽东甚至还破天荒地挎上驳壳枪，诙谐地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参加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坦言，如果朱德没有带队上井冈山，仅凭秋收暴动那点力量很难生存发展。秋收暴动主力是湖南农军和留洋学生，战斗力较弱。而南昌起义部队军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士兵来自北伐铁军，军事素质过硬，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

“朱毛之争”：真理愈辩愈明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朱毛”并称，几成红军时代的重要符号。然历史长河中，这对革命搭档亦曾有过深刻的思想碰撞，史称“朱毛之争”。这场争论，绝非世俗权力之攘夺，实为探索革命道路之歧见，是理想者在黑暗中的不同摸索。

1929年初，为打破湘赣敌军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这是一次艰苦的远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沿途群众基础薄弱，部队处境极为困难。严酷的现实，如同一块试金石，考验着这支初创军队的生存智慧，也引发了其领导核心关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论。在2月的罗福嶂会议上，面对困境，朱德从纯军事角度考虑，提出了分兵游击以摆脱敌人的建议。然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集中兵力，以保持拳头的力量。这便是后来“朱毛之争”的最初显现。

这场争论，绝非简单的军事策略之异，更非后人揣测的权力之争。它的背后，是两种不同建军思想的碰撞。毛泽东把当时争论的问题归纳为14点，涵盖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到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深受旧军队习气影响的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朱德，这位从旧军队中毅然决然走出来的革命者，带来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崇高的革命热情。他渴望革命早日成功，希望红军能“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毫无疑问，朱德绝对认可。然而，他与毛泽东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三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理解认识。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级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权力归支部”，朱德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导致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此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然而，经验与出身也带来了局限。井冈山会师时，朱德与毛泽东接触不过一年有余，思想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他当时对“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对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的认识，尚不如毛泽东那般深刻和系统。他更侧重于军事效率和军队的直接战斗力，这使得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泽东强调前委集权、政治统帅军事的主张产生了分歧。这场争论，正是一群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的年轻革命者，在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的道路上，进行的一场真诚而勇敢的“试错纠错”。

1929年6月，在龙岩城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上，刘安恭借机向毛泽东发难，煽动批评，甚至公开放话称红四军内部存在“拥护中央派”和“反对派”，将朱德、毛泽东等人的不同观点简单划分为两派，加剧了内部意见分歧。会议认定毛泽东、朱德均对争论负有责任，“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书面警告处分。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转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期间，9月下旬，代行前委书记职责的朱德在攻占上杭后，组织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条件不成熟，缺乏政治核心，会议陷入三天无组织的自由争论，毫无结果。此时，大家深感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然而病重的毛泽东无法立即返回。

当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传达中央精神，随即请毛泽东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中央来信和陈毅言辞恳切的亲笔信。朱德、陈毅派部队迎接，此时毛泽东病情好转，重回集结在长汀的红四军。朱德、陈毅均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承认因病身体不适、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3位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隔阂由此消除。与此同时，根据周恩来“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的口头指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也被提上日程。

为开好这次大会，朱德与毛泽东、陈毅一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同时领导部队在新泉进行约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通过广泛座谈交流，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和鲜活事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建党建军原则，而朱德则成为这些原则最坚定的执行者。1944年，朱德在编写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需要有一套新方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一套新方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很显然，朱德讲的“新方法”，主要指的就是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建军和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历史证明，“朱毛之争”非但没有削弱革命力量，反而通过思想碰撞使真理愈辩愈明。这场争论锤炼了党和军队的团结——这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经过辩论达成的思想统一。朱德曾深情坦言：“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这不仅是个人的情谊，更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坚守。

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朱德与毛泽东相处仅一年半。通过争论，朱德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卓越才干，最终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

“朱毛之争”的历史启示深远：真正的革命者，争论不为私利，而为真理；不为拆台，而为补台。在探索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这种基于共同理想的思想碰撞与最终团结，永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革命最稳固的支点。毛泽东是照亮前路的灯塔，朱德则是承载航船的深海。一个以思想指引方向，一个以实践开辟道路；一个运筹帷幄，一个决胜千里。这种配合不是简单的互补，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更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的“万幸”。

古田会议的光芒，不仅照亮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未来，也映照出朱德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格。他在争论中的坦荡、在真理面前的谦逊、在团结上的坚定，使他从争论的一方，转变为决议最忠诚的捍卫者和最有力的执行者。正是这种将个人完全融入革命事业的“度量”与“意志”，确保了古田会议精神不仅写在决议上，更深深地刻入红军的灵魂中，铸就了这支军队不可战胜的军魂。朱德与古田会议的这段历史，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追求真理、顾全大局的永恒典范。

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也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的最高评价，朱德当之无愧！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