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东

阿木公，这是全村人对他的尊称。这个称呼不是源于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辈分高。从开山鼻祖算下来，他是21代孙，村里繁衍最快的，已经到30代了。按照农村传统礼数，很多人可以叫他太公、太太公，甚至是高太公了。

阿木公原来是一名乡镇领导干部，担任过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长、县委委员。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各地粮食歉收，民生困苦。一次返乡，阿木公得知全村600多亩农田撂荒，36个加工土纸的作坊被毁坏，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于是作

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辞职，回家带领村民摆脱困境，为家乡效力。因为阿木公一贯表现好，工作出色，时任漳平县县委书记田若坚决不同意，说：别人辞职可以，你就是不能走。阿木公不死心，一连写了五封辞职报告。眼见阿木公去意已决，田若书记也没办法，最终县委研究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让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乡党委委员。

返乡后，摆在阿木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除了粮食生产外，还需要抓收入。阿木公所在的村庄是名副其实的毛竹之乡，3500多亩毛竹林，是大集体时期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冬天挖冬笋，春天捡竹箨，夏天间伐竹子，立冬以后加工土纸，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包括孩子读书，生病住院，婚丧嫁娶，林林总总，基本上是从毛竹身上获取的。该村纯手工制品——土纸，远近闻名，畅销厦漳泉，供不应求。土纸制作程序繁琐，工艺复杂，费心费力，异常艰辛，但附加值很高，一根毛竹加工成土纸后，价值翻了将近20倍。抓收入，实际上就是抓土纸的产量和质量。

可是，由于贫困原因，村民盗挖春笋的现象很严重，或食用，或送客，或贩卖。三令五申，屡禁不止。阿木公很犯愁：没了春笋，哪来的竹子？没了竹子，土纸生产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周边几个村都存在的普遍问题。

怎么办呢？各村有各村的招数。据说，有的村把逮到的人推上主席台，在群众大会上做检讨；有的村采取巡逻措施，轮班上路；有一个叫坪山村的支部书记更聪明，直接“假传圣旨”：毛主席说过，坪山村的春笋是集体的，谁都不能去挖。然而，效果都不明显。上台做检讨的，开头几个觉得很难为情，慢慢地人数一多，大家也就不在乎了；搞巡逻的，顾此失彼，事倍功半；假传圣旨的，相当于皇帝的新衣，很快就露了馅。

责任所在，当干部就是解决问题的。为了杜绝盗挖春笋现象，阿木公出了个“狠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阿木公郑重宣布：从今以后，谁盗挖春笋被逮到了，罚其放映电影一场，并把家里最大的那头猪杀了，分给同生产队的队员。这么严厉的措施，能够落实下去吗？村民们半信半疑，翘首以待。

没想到，真的就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阿木公的妻子。村民们心里都在嘀咕：这下好了，看你阿木公怎么处罚？

剧情就是那么老套：阿木公自掏腰包，在学校操场上放映了一场电影，给乡亲们分享了愉快的文化盛宴；把自己家的大肥猪杀了，给同生产队的队员打了一次牙祭。

故事至此，后续情节有好几个版本：有说阿木公妻子赌气几天不煮饭；有说阿木公妻子跟他吵了一架；有说阿木公妻子气呼呼地跑回娘家了；也有说阿木公跪了一夜洗衣板。传闻很广，众说纷纭。只有一个情况，没有任何异议：村里再也没有村民盗挖春笋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到漳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老前辈苏启积得知我的老家在官田乡梅营村，便饶有兴趣地跟我攀谈：“阿木公禁笋的事，就发生在你这个村。当年全县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专门作了通报表扬。”接着说：“阿木公跟他妻子事先串通好的，是在演双簧戏。”我“哦”的一声笑了起来。

其实，阿木公就是我父亲，他的真实姓名：陈清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