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纪杨

大凡像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对自己的生日是模糊不清和不怎么在意的。因为那时出生的人兄弟姐妹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哪年哪月生，父母、亲人只记得个大概，而且公历农历不分。当年户口登记只是凭口述笔记，也是不太清晰的。唯一准确无误和可供考证的，是当新生儿降临，家里主人会请易学先生为其“做流年”，这在当时的农村比较流行。每当谈婚论嫁或遇到其他需确切的生辰八字时，就找“流年”的记载。而遗憾的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把这些“流年”当作“四旧”给抄了、一把火烧了。明确的记载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一个人的生日也就只能凭简单的记忆而“大概”化了。加上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从未有“过生日”的那种奢望，对生日是绝对的无所谓。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日是相当淡忘的。倒是对新中国的生日、党的生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日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对这些生日的活动亦是感到无比神圣和无限热爱的。

曾记得，初中毕业要填写有关表格时，就出生年月一栏，非常认真地咨询过我的父母。父母说，流年在“破四旧”时毁了，记不太清楚。只记得是壬寅虎年，即1962年；大概是在重阳节前后，也就是农历九月上旬。父亲让我去问一下我的大堂哥。他是我大伯的大儿子，辈分与我相同，年龄却比我大得多，而且读过书有文化。他说，不必太认真，填写1962年9月就行。我照办了。这就成为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填写的出生年月。

后来，我又从一个在外归来的亲房那里得知。我出生当天，刚好他去我家。我父亲还特别高兴的，说孩子出生，家里就来了贵人。他确凿记得，应该是农历九月十一，因为他是初八从外面回来过节，十一日要回去，特地到我家来辞行的。这样，就把我的生日定格在农历九月十一日。直到后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我庆幸自己生于农历“九一一”而不是公历的“911”。这是后话。

到了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时，一改过去只要填出生年月的规则，要求完整填写出生年月日，于是我找来万年历，循农历壬寅年九月十一日，对应上了公历的1962年10月8日。因此，1962年10月8日，就定格在我的身份证、工作证、银行卡、出国护照和各种各类的表格当中。

后来组织人事部门还多次发函致电，询问我的出生年月到底是9月还是10月，为什么前后不一致，我一一作过多次说明。虽然常常感到无奈和无语。但我也深知，竟然把自己的出生年月都搞得前后不一致，也是应当自责的。这种自责困扰我走过了好长一阵子。 填表时一再揣摩着，有填9月的，也有填10月的，好生困惑。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通知，鉴于出生年月相差不大，属于合理区间，可以自己最后确认一个时间，重新呈报。以后，直至退休，我的出生年月得以全面确认而无疑。

由于生日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在家是没有过生日习惯的。而此间，因为单位工会的关爱，曾送过生日鲜花、生日蛋糕，犹有各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联通、电信等运营公司，常在我生日时发来温馨的问候与祝词，生日的概念与意识与日俱增、与时俱进。

后来，也不间断地有同事、亲友，分别在公历的10月8日或农历的九月十一日为我过生日送祝福。

我感恩父母，感谢组织，感激亲友。

这就是我对生日的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