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茂藩

1961年春天，陈丕显同志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物质生活极为艰难。身居高位的陈丕显心系人民群众，决定回家乡闽西视察，顺路也找机会与当年的救命恩人见见面，向他们表达感谢之情，了却自己三十多年的心结。

轿车停在公路边，陈丕显对身边随从说：“你们在这等着，我去邮电所打听个事。”他下了车，问了街上的人，径直走到邮电所。他操着带有上杭客家口音的普通话问：“同志哥，我向你打听个朋友，他叫‘日日新’，芷溪人，你知道这个人住在芷溪什么地方吗？”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他姓什么？”“不懂。”“我对芷溪很熟，芷溪的信件都通过这里送下去的，我送了十多年的信，没听说过有叫‘日日新’的人。你去芷溪问一下吧。”说来也巧，旁边一个来邮电所办事的中年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后插话说：“老伯，你搞错了，‘日日新’不是一个人的名字，那是一个店号，你要找的是老板吧？”陈丕显笑着说：“正是。当时情况紧急，也没问清楚。”中年人说：“老伯，我就是‘日日新’店里的刨烟师傅。你要找的老板叫杨君炯，可惜他前年走了，不在人世了。”陈丕显听了，先是愕然，后眼眶发潮，很是难过，说：“可惜，可惜。”然后又说：“我叫陈丕显，上杭南阳人，现在我要赶到上杭办事，等办完事，我再倒回来去芷溪找他家人，他家地址你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他家在凉棚子下，我叫杨彰恩。说到‘日日新’，谁都懂，它的烟丝是有名的。”

陈丕显为什么要找“日日新”的老板呢？事情要追溯到1930年。那是个战火纷飞、红白厮杀的年代。那年春天一个南阳的墟天，天色阴暗，下着毛毛雨，芷溪“日日新”号烟丝店老板杨君炯的儿子杨金堂带了两个脚夫，三个人各挑一担烟丝往上杭南阳送货。南阳街上有他的分号，也叫“日日新”，因烟丝好、待人好、信誉好，生意做得很是红火。杨金堂一行正走在矶头凹的路上，忽然前面山坳传来几声凄厉的枪声，接着，一个少年转过山坳，风驰电掣朝杨金堂跑来。少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叫道：“老伯救我，后面有人抓我！”杨金堂当即把自己穿的棕衣和斗笠给少年穿戴上，说：“快，挑上我的担子。我是‘日日新’的。”不一会，七八个持枪的国民党保安队员赶来，心急火燎地拦住他们的去路，喝问杨金堂：“你们做什么的？”杨金堂说：“我是芷溪‘日日新’的，送烟丝去南阳。”保安队员瞅了瞅他们和货物，送烟丝无疑。又指着那个少年质问：“他是谁？”“是我的脚夫。”“刚才有一个后生仔跑过来，往哪里去了？”杨老板看看旁边的三岔路，指了指，镇定地回答：“往邱坊高地方向跑了。”保安队员随即往那条路追去。少年脱险后，问杨金堂：“你是哪里人？”杨答：“我是芷溪人，去南阳卖烟丝。你赶紧逃吧。”少年拱手作揖，鞠了一躬，随即往保安队员相反方向跑去。

这少年便是陈丕显。现在，事情已经清楚，陈丕显当时一时情急记错了，他的救命恩人并非“日日新”，也不是杨君炯，而是杨君炯的儿子杨金堂。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陈丕显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为了给家里报个平安，每次便托人将书信几经辗转到“日日新”转交官连坑某某。救人之后，杨金堂偶然得知自己救下的那个少年叫陈丕显，是为穷人闹革命的红军。杨金堂耳闻目睹社会的黑暗，对红军心里暗暗佩服，于是冒着通共的危险，秘密把陈丕显的家书安全转到他亲人手中。

杨彰恩当日傍晚将一个南阳人来寻人的事告诉了杨金堂。杨金堂第二天叫侄儿骑自行车载自己去南阳官连坑，也想去会会分别三十多年的那位传奇少年。可惜，陈丕显同志因工作的事，早早回上海了。

1964年，杨金堂的儿子杨能仁参军，杨金堂写了一封信给陈丕显，表达了想让儿子在部队当医生的意愿。不久，陈丕显回了一封信，信中对当年杨金堂救自己一事表示感谢，并对1961年杨金堂登门没见着表示歉意。另外，对杨能仁参军表示祝贺。对于恩人的要求，陈丕显同志劝勉说：“令郎响应党的号召去参加人民子弟兵是好事，只要在部队好好表现，有什么要求，到部队也可以给组织讲，自己争取。当医生是好事，做其他工作也是好事，部队都会好好培养的......有机会，欢迎你及家人到上海我家来做客。”这封信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上面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福建省连城县芷溪杨金堂先生收”，落款印刷着“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缄”，“缄”前的署名“陈丕显”，是毛笔字。信也是陈丕显手书的毛笔字，工整秀逸。“文革”期间，陈丕显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10年之久。杨金堂也与陈丕显断绝了音信。

这封洋溢着浓浓人情味，同时又体现坚定党性的书信，杨金堂保存了多年。杨金堂的侄儿杨能梅和新泉文化站站长黄福锦亲眼看过这封珍贵的信。可惜后来遗失了。杨能仁在部队没有当上医生，退伍后务农，他父亲杨金堂早就没做烟丝生意了，一家人过着普通农民平平淡淡的生活。杨金堂也很少提及救陈丕显同志一事，此事也就鲜为人知了。

（杨金堂的孙子杨干鑫、侄儿杨能梅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