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上杭蛟洋文昌阁：中共闽西“一大”会址。郭亦斌 摄

女红军战士刷标语（铜雕）。宋客摄于古田吴地红军小镇

■ 张雪英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妇女的解放事业。1929年7月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决议，特别是《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及《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发挥妇女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论述，有力地指导了闽西妇女的解放运动，从此闽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走出文盲的桎梏，积极投身“自我素质提高、争取婚姻自由、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成为闽西土地革命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妇女解放的根本保证

大革命时期，闽西许多县曾建立过妇女组织，开展妇女运动。1929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妇女运动问题发出第15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

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与工作路线，我们可以从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中看出：“动员所有妇女群众，团结在本党的周围，领导妇女参加政权机关。”要“1.领导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2.引导勇敢进步的妇女参加各级政权机关；3.特别注意贫苦妇女群众工作；4.领导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工农会、青年妇女参加少年先锋队；5.提拔妇女干部参加妇女指导机关；6.加紧对妇女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对妇女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必将影响到争取广大群众，同时也影响了对“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的完成。为此，必须提高对妇女工作的认识。《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他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如何做好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帮助苏维埃建立政权，为支援革命战争做出应有的贡献，《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明确提出宣传的内容是必须贴近妇女群众切身利益的，而不是空洞的。同时提出宣传的形式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古田会议决议》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解决了苏维埃时期我们党如何开展妇女工作的方式方法，为我们当前党如何开展妇女工作指明了方向。

文化水平的提升是自我解放的先决条件

闽西的妇女有着伟大的力量，如何教育她们，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如何组织她们，逐渐改善她们的生活，解除其他无理的压迫和束缚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闽西苏区，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开办学校使妇女得到求学的机会。”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闽西苏区实施的教育政策，就是免费的义务教育。规定6岁以上的女孩同男孩一样实行免费教育。19至30岁的青年要参加夜校学习，妇女要占一定比例，并且打破了童养媳不上学的陋习。每村建立一个妇女夜校，以屋场或街道为单位，组织妇女识字组，每晚识字1至2小时，利用识字竞赛的方法，提高妇女识字的积极性。每位妇女每月要认30至50个字，并能写出来，开展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乡与乡的识字竞赛，并定期评奖。在俱乐部，每位妇女都要出墙报，自己写不出来就把意见交给别人代写，每10天出一期，张贴在热闹的地方。读报组每5天读报一次，政治讨论会和各种研究会每月举行两次，妇女们都要发表意见，互相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妇女政治认识能力和工作经验总结能力。

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青壮年妇女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拖儿带女到夜校学习；年老的妇女也不甘落后，她们婆媳同学或是祖孙同上校。没有灯，她们就点燃松枝；没有桌子和纸，她们就自带凳子、沙子。妇女们在坪上铺些沙子，用树枝当笔在上面书写，能者为师，一天学几个字。字识多了，妇女们慢慢能看书报，懂得了许多道理，她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国家大事。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许多妇女参加了县、区、乡的剧团、俱乐部，开展歌谣、舞蹈、音乐等文艺活动，通过文艺形式来表达妇女翻身的喜悦之情。据统计，当时闽西苏区的2053所夜校中，妇女夜校就占60%。长汀、上杭、宁化等县的夜校，女子占70%。毛泽东还亲自创办了新泉工农妇女夜校。在他的带动下，新泉区陆续办起了18所妇女夜校。

闽西的广大妇女，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为了解放闽西的劳苦大众，巩固和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她们踊跃投入到革命中去。有的参加地方武装游击队，有的参加地方政权工作，有的积极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如连城新泉妇女骨干训练班的杨主莲、李秋凤等8位青年妇女，被选拔参加了独立团第四团团部的宣传队。1930年春攻打连城时，她们随军作战，贴标语，散传单，不怕死不怕累，被称为“八女勇士”。

砸碎婚姻桎梏，妇女真正解放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彻底废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婚姻制度，为妇女的婚姻自主提供了广阔前景。

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党应帮助妇女解除旧礼教的压迫。”“党不应单纯站在某一方面，不要制止妇女离婚，使妇女失望；也不要鼓动妇女离婚使农民恐慌。党在此时特别向妇女群众宣传，使妇女彻底明白，迫使妇女的自由的不单是妇女的家庭，而是整个封建阶级，妇女要彻底解放应与男子一致参加革命，彻底地从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妇女或男子有提出离婚者，党及政权机关应根据下列两个原则判决：（1）双方愿意；（2）丈夫有强迫妇女事实者。”

苏区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解放，是人类社会制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对妇女要求婚姻自由表示欣慰，他称赞妇女们的勇敢精神，指出“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这些冲破封建旧礼教而获得新生的妇女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武平中山新城妇女王细莲，5岁时卖给别人为童养媳，受尽凌辱，在争取婚姻自由的精神鼓舞和温财孜同志的引导下，16岁时毅然剪下长辫，黑夜逃出婆家，奔向上峰游击队驻地，参加革命，后与上峰赤卫队队长潘其行相爱结婚。婚后夫妻同甘共苦、并肩作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苏区妇女在政权建设上获得话语权

妇女工作是政权工作的重要部分，为切实保障妇女参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妇女和男子一律平等，16岁以上的女子，有参加政治的权力，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求吸收妇女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每个支部至少要吸收一个女同志。还规定，各级苏维埃人民代表中要保证妇女代表占25%的比例。同时，为了保证妇女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保护青年妇女条例》中规定“禁止妇女参加革命者处罚”等等。

由于中央苏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因此，妇女参政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善。毛泽东在总结苏维埃民主制度时指出，“现在多数的城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为代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部分的地方如上杭的上才溪乡，七十五个代表中妇女四十三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妇女五十九个，占百分之六十六，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据新泉区苏统计，在区、乡两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妇女就占了半数。

经过不懈努力，大批劳动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央苏区有17名妇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三位来自闽西，她们分别是：童养媳出身的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范乐春、闽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富莲。

这些妇女参加政府工作后，积极向政府提出关于妇女本身利益的提案，要求政府颁布保护妇女的法令，恢复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并督促政府、拥护政府、帮助政府工作。

闽西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的劳作与沉重的家庭压力，闽西妇女具有刚果、率直，甚至反抗精神。特别是受到近代妇女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更容易激发她们的自主精神。她们加入斗争的行列，参与抗租抗税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斗争中，妇女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今年（1929年）红军从赣南到闽西后，各县妇女处处起来参加革命。赤卫队、暴动队的组织里也有不少的妇女参加。龙岩湖邦有妇女自动的召集妇女群众大会，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解放的事件......从这些地方充分表现妇女参加革命的热情，尤以反对包办婚姻为厉害。”

闽西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砸碎架在身上的枷锁，和男同志一道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她们积极加入农会，配合党支部参加各种对敌斗争，在龙岩后田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金砂暴动中，拿起刀枪，破仓分粮，加入暴动队伍，宣传、发动、联络群众，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正如中共闽西“一大”决议《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大会认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有下列的作用：1.做侦探；2.任交通；3.做宣传工作；4.参加斗争；5.做士兵运动；6.料理家务代理为革命服务的丈夫；7.守卫放哨；8.煮茶饭；9.运输；10.慰劳男子，能做到的一切工作。”在斗争中，她们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她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妇女在革命战斗中的作用，指出她们是革命战争中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闽西妇女正是这样一支伟大的力量。她们不仅在武装暴动中，而且在以后的反“围剿”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后来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