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书。栏中“表现一般好”应为“表现一惯好”，系填写人员笔误。

陈丕显同志故居全景 雷素金 摄

■ 郭志坤

“阿丕”，是上海民众对上海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的昵称，“真情无价”是他常说的感言，故用“真情无价，回忆阿丕”作题。

　　“乡情在某种意义上比亲情更崇高”

陈丕显同志走上革命道路，挑上革命重担后，他总是说，没有家乡父老的支持，哪有我的今天。此言不时挂在嘴边，正是他内心的真情表露。丕显同志非常热爱家乡，敬重乡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乡情，在某种意义上比亲情更崇高。”其含意深刻。

我在永定一中念书自编自演话剧《抓“苏维埃”的故事》时，知道了丕显同志，他是13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真正见面是在1965年中秋节的座谈会上。那天下午三点，在康平路二楼会议室，有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参加。作为学生代表的我，当年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我的发言题目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主要讲述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教育，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的直接指导下撰写文章，并在《文汇报》同天刊了我撰写的《长工苦》和《贫下中农教我写家史》两篇文章，引起较大的反响。我发言后，丕显同志问我哪里人？我说龙岩人，他惊讶地说：“我们是老乡啊！”又关切地问我父亲情况？几岁？干什么？我回答说，我父亲也是老游击队员，为张鼎丞、邓子恢等做了一些联络工作，1953年邓子恢、张鼎丞批准我父亲为“革命接头户”，他说：“好啊！你是革命的后代，要好好学习，为革命老区争气。”在学生中，我连续两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陈书记当场表扬我不容易，要我继续努力，多写作，特别多写中国革命史。陈书记的插话给我极大的鼓励，座谈会后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汇报》当编辑记者。

“文革”中，陈丕显同志和杨西光同志，被诬为上海最大的“走资派”而被打倒，所谓“陈曹杨”，一、三把手同我有关系，由是受牵连，追查我与上海头号和三号“走资派”陈丕显、杨西光的关系。我如实讲了“老乡关系”和“师生关系”，别无他言，后被视为死硬的铁杆“保皇派”，不让参加活动，从中得以读书，得以了解陈丕显和杨西光的革命历史。尽管非常时期，我关注丕显同志健康与安全，利用当记者的方便，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我知道，丕显同志身患鼻腔癌，属于早期，我相信，很快会治愈的，于是给他送去一封信，虽然只有10来个字，但有双关语：“相信会战胜病魔，望多保重”，并将寻得的治疗鼻腔癌的中医药方寄去，署名“一位老乡”。后来，他说，被关押期间有不少乡亲给他写信，还给他药方，也许也包含这帖药方的信，让他感到“乡亲无价”。

1975年春节过后，我知道丕显同志恢复工作，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我又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并讲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近况，还说父亲因户口不在上海，不便在上海居住。信直送康平路“康办”，警卫人员拒收，我便贴了8分钱的邮票在宛平路的邮箱里投递。

隔了不到两个星期，徐汇区一位公安人员找我谈话说，你父亲在上海生活没有户口、口粮，现领导批准将你父亲户口迁来上海。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心想，我只是向领导汇报工作，聊聊家常。我知道，当时的户口迁移，尤其是“农转非”，迁入城市是相当困难的，压根儿就没有想将父亲户口迁来上海的要求。后来打听，是王一平书记批示操办的，我没有同他通信通话，他怎么会了解我，要将父亲的户口迁来上海呢？准签证的有效期是10天，不容我多去猜想，我赶紧回老家迁户口。永定县田地管理区办事员感到奇怪，农村的农民怎么可以进城吃公粮，他们细细验看了上海市的户口准签证，又不能不相信，也只好同意盖章；到了县民政局，办理员也生疑，农村户口迁入上海比登天还难，当面说我神通广大，又问我干什么的？我如实说：上海《文汇报》记者。对方“噢”了一声。由于当时的详情不甚清楚，我不便多加解释。

办完户口迁移手续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徐汇公安人员那儿获得了某些情况。说是市委书记王一平依照老书记陈丕显批示意见办理的。还传达了当时陈丕显讲了这样一句话：“闽西革命红旗二十年不倒！靠的是闽西数百万民众的支持，没有他们，哪有我们，让‘革命接头户’他们吃点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听了丕显书记的一番动情的话，让我激动得流泪。他对于一个普通的“革命接头户”如此深怀厚义，让我感恩不尽，很想登门拜见他，以表感激之情，不料，他又于1977年2月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我即去信问候并表示衷心感谢。1982年调北京后，我作为记者在会议上见面时，讲了父亲户口迁移事，他笑着对我说：“乡情价更高，小事情不足多言。”我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频频点头，要我多报道闽西革命老区的革命传统教育村，继承父辈的革命精神。

　　“求实”精神正是丕显同志的人生追求

丕显同志的教诲耿耿于心，他那种讲实话、干实事的求实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让我萌发编撰“陈丕显回忆录”的打算，想通过此种形式将丕显同志的革命精神体现出来。1985年5月，我协助马达创办文汇出版社后，把老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列为重点出版书目。马达曾任华中《新华日报》主编、《苏南日报》副总编辑，对苏中地区以及陈丕显同志的革命业绩非常了解，他主张先让丕显同志回忆“苏中十年”这段历史，由是，专门成立了编撰班子，从华东师大调来一位硕士生参加编撰，在宛平南路爱建大厦腾出一间办公室。我陪同马达听取了丕显同志有关苏中十年回忆录编撰设想，丕显同志讲了不少情节，特别讲了编撰回忆录的三个要求：“一要真实，不得胡编；二要教育，不要杂事照搬；三要好读，不要让人乏味。”马达将此概括为“真实性、思想性和文学性”三原则。随后，我又陪马达去苏南地区实地采访搜集资料。尽管所握材料丰富，但丕显的要求极高，一再强调回忆的真实性，不得随意杜撰，丕显先后审改了两次，费三年之久，完成初稿。原定在文汇出版社出版，后来考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影响力，最后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8月，我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心怀崇敬和感激之情，对已经出版的《苏中解放区十年》《赣粤边三年游击战》重新改版印制，以扩大发行。

当时，我考虑到陈丕显在上海工作20多年。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义务组织编撰《陈丕显传》，但他是国家领导人，必须报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实施。2002年正月初三，我和责任编辑黄建章同志一起去东湖宾馆向陈丕显夫人谢志成拜年时，在谈及撰写《陈丕显传》时，她表示用于教育，当可协助。并说，讲真话、干实事，是丕显同志的人生追求。要我们在传记中客观地反映丕显的一生。她又一次传达了丕显同志有关写回忆录的三个要求，我当即表示切实按丕显提出的“三要”精神来编撰。于是，3月28日我以出版社的名义给谢老写信，并当面呈上，信中说，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在上海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丕显同志生前对上海民众有很深厚的感情，他老人家在上海民众心中也有崇高的威信。他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迄今尚未出版记述他光辉一生的传记，我们作为曾在他领导和培养下的出版工作者，深感做好《陈丕显传》出版工作的责无旁贷。信中说：“我们恳请您同意我社组织撰写、出版一部记述陈丕显同志革命一生、光辉一生的《陈丕显传》，以昭示晚辈，激励来者。是否有当，盼您赐复。”谢志成读了我社的信后，表示支持我们的工作，并当即抽笔给中央领导写信，信是这样写的：“近日我在上海治病、休养时，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写的这封信，他们想完成丕显同志的传记出版工作。丕显去世已经6年多了，还有这么多人记着他、怀念他，我从心底里很感谢他们。......考虑到给丕显同志出版传记，不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事情，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问题。所以，我写了这封信，希望中央予以批准。给你们添麻烦了。”

2002年4月1日，谢志成同志致信中央领导，很快得到回复，4月19日曾庆红同志在谢老信函左边批示说：“经商中央文献研究室，丕显同志的传记，可委托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撰写与出版。传中若涉及党史重大问题需要审核时，可按有关规定进行。”江泽民同志于4月23日签字、划圈，表示同意。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殷一璀同志于5月13日批转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落实此事，批示说：“请转告郭志坤同志，按有关程序落实江总书记、曾庆红同志意见精神。情况盼告。”我接此批文后，深感重任，难以完成，我着意写报告给宣传部，约请更有权威性的机构来编撰。陈小津（注：陈丕显的儿子）出于减少层次、缩短时间考虑，希望按庆红同志的批示意见，让上海人民出版社来选择物色作者，而且指明要我落实，其理由一是老乡老熟悉，有情感，他说情感是决定因素；二是说我任出版社总编辑多年，有编辑、出版经验，他说经验也是关键的。于是，我遵照领导批示意见作了认真的组织、安排，并邀请时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参与，我和陈小津参加商讨撰写计划并提供内部讲话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最后商定由张云同志率其研究生进行采访并执笔其稿。经两年半的努力，写就《陈丕显传》初稿，前面若干章节，经谢老审阅后说符合阿丕的实际。我和责编黄建章对全书作了审改后，很快就正式出版了。

　　“我腰板挺拔在于‘真实’的支撑”

知道陈丕显书记的人都说，丕显具有天生的性格，特别顽强、忠贞。他回答说：“我腰板挺拔在于‘真实’的支撑，讲实话，有民众支持！”这正表达了丕显同志敢于直言，讲真话，干实事，一心为民的思想与作风。丕显同志说，那种提出“要大写十三年”，而对“十五年来的成绩可寥寥几笔”的说辞，就不认账，他说：“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就得敢于指正，死都不怕，还怕得罪人？”铁铮铮的刚毅精神跃然纸上。

2004年小津送我一本丕显同志的著述稿本，这是讲真话的回忆录，题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让我看看，能否出版？一听是陈丕显回忆录，我还没有看，就斩钉截铁地说“完全可以，求之不得”。小津说，选在上海出版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书中内容是讲上海发生的事，另一方面你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对他父亲有特殊的感情。我听了甚感荣幸之至。书中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同这些害人虫的斗争，并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以防止“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浩劫的重演，我当天就填写了专题送审报告，不到十天就批复了，考虑到回忆录完稿到出版已有十余年了，我主张将丕显同志的手迹拍成照片，插在文中以示佐证，小津赞曰“行家之智，老法师的法道”，并很快提供了陈丕显的手迹照片。我将影印图片插入文中，既有美化版面，更具佐证作用，特别以示“回忆录”已经丕显同志自己仔细推敲。

该书于2005年1月正式出版，先后在上海、南京、福州举行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新书发布会，多以省市党史办出面举行，我作为负责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总策划和总编辑，作发言。据了解，当时有不少出版社争着要出版，仅北京中央级的出版社就有5家之多，而且他们有更多的优势，有的社表示可以不报批，很快就可出版。最后，陈小津同志还是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选择，对上海人民出版社来说，既是一种信赖，更是一种荣耀。同时，就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个回答和说明，如问“本书的亮点是什么”？我说，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回忆‘文革’。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回忆录中也讲了“文革”，但都是片段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第一回合就在上海，首当其冲就是丕显同志，他的回忆应该说是第一手的材料。问“这本书报批了吗？有什么意见？”我说，出版社按程序报批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认为《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回忆客观，观点正确”，“陈丕显同志是“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这本回忆录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真实，是本书的支撑点，也正是丕显刚毅挺拔腰板性格的体现。

我们在编辑时没有作文字加工，只是作校订工作，对人名、地名、引文等逐一查核。因为《陈丕显回忆录》是丕显同志先后改了三遍，而且最后是他定稿的。我们尊重作者的定稿，再说，丕显同志讲求真实，以真实感人，这本“回忆录”行文严谨细致，非常周全。椐不完全统计有15家报纸连载和摘登。《新民晚报》连载30天，《北京青年》连载50天，《福建日报》《湖北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大版面摘登了有关章节。半年内先后印了4次，共计4万册。影响这么大，作为本书的编辑甚为高兴。

用革命历史来教育后人，始终是丕显同志的意愿。他离休后担任新四军研究会的会长，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是要把新四军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传扬下去，并发扬光大，大力宣传新四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丕显同志以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叶飞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一直激励和教育着我们。

丕显同志除了自己写回忆录外，还希望他的子女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主张用文学创作的形式来弘扬革命传统，他常对人说：“我之所以能够度过十年磨难，靠的是真情，我有无私奉献的老乡的乡情，有家庭的亲情，更有革命同志间的友情，这些情谊都是真情，这些真情支撑着我度过十年磨难。”我和陈雪良同志将陈丕显的感悟，费3年时间写了一部80万字的纪实体的报告文学，取名《真情无价——陈丕显、陈小津在“文革”岁月》。

新四军同八路军一样，都是抗日的队伍。于是，我又在陈小津的大力支持下，去了福建、安徽、江西、江苏等地搜集材料，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策划和构想了《新四军女兵》情节，执笔者是金盛先同志，呕心沥血50万字，虽是小说体，但它是真实的记录。书中有不少陈毅、陈丕显的影子。本来约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打出书样送北京有关部门审查，曾庆红等领导阅读后，认为故事情节真实生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作了高度评价说：“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问在哪儿出版？陈小津同志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庆红同志说：“还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吧！”后来就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没意见，这不仅仅是对《新四军女兵》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更是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英烈们的亲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作者系龙岩市永定区人，曾任上海《文汇报》编辑记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