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德彪

闽西红土地是将帅摇篮。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福建籍将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记载，闽西籍（含三明市宁化县）开国将军共71名，从授衔时间看，1955年共授衔56人，1960—1965年间共授衔15人（其中1960年1人，1961年5人，1962年1人，1964年8人）。从籍贯看，龙岩（新罗）6人，永定14人，上杭27人，武平5人，长汀13人，连城3人，宁化3人。从出生时段看，最集中的为1912—1914年共30人，占比42%；其次为1915—1919年共21人，占比29.5%；1911年以前出生的共20人，占比28.1%。年龄最大者为傅连暲，生于1894年，于1933年40岁高龄时参加红军，并把他主持的福音医院全套设备搬到瑞金建立红军医院；年纪最小者为张水发、蓝文兆，均出生于1919年。

从闽西籍开国将军“入伍”时间（指“参加红军”时间）看，主要在1929—1932年间，共68人，占比95.7%。其中1929年入伍23人，占比32.3%；1930年入伍17人，占比23.9%；1931年入伍13人，占比18.3%；1932年入伍12人，占比16.9%；1933年入伍3人，占比4.2%。1928年入伍1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5年、1936年）入伍各1人。

闽西籍开国将军，是从长期的战火硝烟中征战出来的幸运儿。是闽西红土地的光荣，他们的卓越功勋载入共和国史册。但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更有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为了崇高的理想信仰，仆倒在冲锋的路上，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新中国成立之初，闽西籍在册革命烈士共2.38万人，便是明证。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一部分担任军职的闽西籍儿女因转到地方工作，没有再授予军衔，他们的卓越功勋被共和国同样铭记。

从闽西籍开国将军简历看，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大多是乡村有志青年，有的接受了初小文化教育，能识字读报；参加当地的农民暴动后加入红军队伍。如1929年6月闽西地区参加暴动的赤卫队、暴动队员组成的地方红军55、56、57团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加入1930年分别成立的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并接受红四军的调遣和改编（成立“新十二军”）；通过长期的征战，闽西地区不断发展的赤卫队、模范营在实战中成长壮大，再把优秀的热血青年输送到独立师（团）、红军野战部队。在梯次升级的“扩红”模式上，特别是古田会议召开后，红四军不但注重红军的数量，更注重红军的质量，尤其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发挥基层连队的政治核心作用，解决部队“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思想问题。纵观闽西籍开国将军，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入伍时大多从事政治动员、机关党务、技术军种、医疗后勤等工作，而负责指挥作战、军事训练、野营行军的军事干部相对较少！

从闽西籍开国将军入伍的任职情况看，既从事军事工作，又兼任政治工作的有1人（刘亚楼），占比1.4%；从事政治工作的有33人，分别是杨成武、刘忠、张南生、陈仁麒、罗元发、袁子钦、王直、王平水、王贵德、王集成、孔庆彪、孔瑞云、卢克、兰庭辉、刘昌、刘振球、刘禄长、苏启胜、吴岱、张力雄、张日清、张宜步、陈海涵、陈茂辉、林忠照、罗斌、罗洪标、钟池、翁祥初、蓝文兆、雷钦、廖成美、廖步云，占总数的46.4%；从事军事工作（含连长、参谋长、营长等军事主官）的有12人，分别是罗舜初、王胜、王全珍、刘永生、杨尚儒、邱子明、张新华、郭廷万、黄鹄显、涂则生、熊奎、熊兆仁，占总数的16.9%；从事机关党（事）务（含党务管理、特派员、巡视员、政治保卫、地方工作、后勤供给等）的有15人，分别是卢仁灿、李平、何廷一、邱国光、邱相田、张元培、张云龙、张雍秋、陈忠梅、林接标、范阳春、郭成柱、黄炜华、彭胜标、阙忠一，占总数的21.1%；从事技术军种（含参谋、测绘、情报）的有7人，分别是丁甘如、王奇才、王香雄、刘彬、张水发、林伟、赖光勋，占总数的9.8%；从事医疗后勤的有3人，分别是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占总数的4.2%。

由此可见，闽西籍开国将军入伍任职最多的是从事政治工作，包括宣传员、宣传队长、连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组织干事、技术书记等，形成闽西籍开国将军的“政工群体”。不论是从事政治工作、军事主管，还是机关事务、技术军种的开国将军，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基本上都贯穿一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的交叉任职，或一段时期任政工，一段时期任军事，或开始从事党务、后勤管理，最后成长为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军政主官；有的发挥特长，成为部队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如王直、吴岱）；有的钻研专业知识，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参谋部门任职，成为军事主官的得力助手（如测绘员、译电员）；有的精通医术、救死扶伤，奋战在战斗前沿。闽西籍开国将军从中央苏区起步，或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或长期在苏区根据地坚持斗争，最后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