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卓会议旧址

1937年4月间，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两年多时间，对中央的具体方针与策略不甚明了，因此，决定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方方取道闽粤边特委的交通路线，由大埔，经汕头、香港转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在延安期间，方方向党中央写了关于闽西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情况的书面报告，参加了中央正在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闽西南的工作非常重视，请方方到党校和抗大作“三年游击战争”“三年群众斗争”的报告，中央政治局正式召开会议，听取方方的汇报，并对闽西南争取和平、准备抗日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毛泽东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9月下旬，方方自延安回到龙岩白沙。方方回岩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会集在白沙，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备召开党的临时代表会议，准备成立省委，以适应全国日益发展的抗日形势。

1937年10月9日至15日，中共闽粤赣边区临时代表会议在白沙南卓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闽西、闽南、东江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及列席代表26人。会议首先由张鼎丞作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报告。接着，由方方传达了中央对闽西南革命斗争的高度评价和对今后工作的指示，然后由邓子恢作闽西国共和谈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示，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大家回顾总结三年苦斗的艰辛历程，热烈讨论了闽粤赣边面临的新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明确了日后斗争的方向。最后，根据张鼎丞所作的会议总结报告，通过了《中共闽粤赣边省临时代表会议总结报告大纲》。总结报告大纲分析了国内外和华南形势，提出党应在三省边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红军游击队建设成为华南抗日的支柱和后备军，建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加强和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这次会议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第一，总结了闽粤赣边党组织和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会议充分肯定：闽粤赣边的党组织和红军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粉碎敌人五次残酷“清剿”的伟大胜利，是由于能够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争取了广大群众，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虽然在斗争过程中因接收文件迟缓犯了某些个别的缺点错误，也能在中央路线下用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精神逐渐纠正与克服。”

第二，总结了闽西南国共和谈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和行动方针。会议着重检查了闽粤边谈判后红三团被包围缴械的失败根源，总结闽西和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吸取了这一严重的教训，对国民党当局在谈判中的种种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会议指出：在谈判中，既要“防止与克服在谈判中稍遇阻碍或挫折，即拒绝谈判，即要用武装反对速成的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对谈判的急躁只求速成的可随便降低条件，随便答允和平或者偏于上层拉拢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要求把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从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提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认识，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行动。会议确定，今后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国共合作’，‘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抗战’的总方针”，坚持“不能妨害我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宣传批评之自由的原则”，不放弃一切机会，继续不断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切实的合作抗日协定。同时，提高自己的警觉，加强部队的戒备，开展基层巩固和平的运动，以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分析了全国和华南的抗日形势，确定了闽粤赣边党组织的战斗任务。会议指出：在全面抗战的胜利开展和华南的危机更为紧迫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在“华南前线漳厦潮汕国防力的薄弱，兵力的分散，军事没有整个布置”，“对国共合作不诚意，既弄阴谋收缴闽粤边红军武装，复多方为难闽西南既编部队”，特别是控制群众救亡运动，使群众不能起来支持政府抗战。在这种的形势下，“加重了我们闽粤赣边的党为保卫漳厦、潮汕，保卫南中国一寸土地抗战到底的战斗任务”。会议就在华南抗战中，巩固闽西南与闽粤赣边根据地、发展新支点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着重指出：在国共和谈告一段落，红军集中点编时，对根据地的建设认识不足，曾经一度把地方党组织的人员过多地集中到部队中来，存在忽视和放弃根据地的思想和错误。今后，必须加强和巩固各个支点的联系，发展新支点，使在抗战中，有巩固的根据地可以发展。

大会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选出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同群众联系密切、坚决贯彻党的路线的地方干部17人为省委委员，张鼎丞任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这次会议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形成，闽西南红军准备投入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使闽西南党组织和红军及时地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对巩固与发展闽粤赣边区党的组织和武装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