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善水 文/图

在连城县北大东路步行街，收藏爱好者江娅萍女士向笔者展示了一枚木刻圆形红军印章。圆形印面直径5.5厘米、厚3.5厘米。印章上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二师司令部”字样。据江女士介绍，这是她前些年从庙前镇芷溪村一黄姓老人手中获得的。

江女士回忆说，当时黄老伯曾神情激动地向她讲起过这枚红军印章的来历。原来，黄老伯的爷爷同莒溪镇璧洲村一林姓道士交往甚密。林姓道士常年活跃在连城县连南，长汀县南山，上杭县古田、才溪一带的道观，从事道家法事。

1934年农历八月中秋节前，林道士去松毛岭西部的长汀钟屋村为一户钟姓仙逝老人做法事。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林道士返回莒溪时途经松毛岭白叶洋，忽然听到一阵又一阵的枪炮声，吓得他浑身哆嗦，两腿发软，跌坐在杂草丛中。刚定神一会，只见一批又一批身穿灰色服装、打着绑腿的士兵，抬着、背着伤员，满身是血地从他身旁往钟屋村方向而去。他正在迷惑时，一位手拄树枝、左腿血肉模糊的士兵摔倒在他身旁。见到浑身颤抖的林道士，士兵说：“别怕，我是红军，你拿着这个包，送给钟屋村的首长……”话未说完，那位红军战士便闭上眼睛没了气息，手中拿着的沾满鲜血的棕色牛皮包掉在了地上。林道士在草丛中熬了一夜，迷迷糊糊醒来时天已大亮。他坐起身，发觉已听不到枪炮声了，准备起身赶路时才发现身旁有一个红木头，拿起一看，是一枚红军印章。“不得了，红军印章怎么送还给红军呢？”他把棕色牛皮包和红军印章包在道士服内，顺着山路上的血迹赶往钟屋村。

林道士来到钟屋村里四处打听，可村民不认识他，以为他是国民党军的探子，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去找做过法事的钟姓人家，才知道红军部队早已转移了。林道士身上带着牛皮包和红军印章，白天赶路害怕遇上国民党兵，只好等到晚上赶夜路走回莒溪璧洲。他把棕色牛皮包与印章藏在了道观里的神龛内，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1978年，林道士年事已高，怕自己保管不好这两件红军遗物，于是专程到庙前芷溪，把红军印章和牛皮包交给与自己交情甚笃的黄姓朋友，也就是黄老伯的爷爷。

江女士接过保管红军遗物的“接力棒”后，曾请来连城的省文物专家林老师对这枚红军印章进行鉴定。林老师经鉴赏后认为，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用樟木刻制的红军印章真品，对研究红军发展历史有一定价值。

据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第一次正式称为“红军”，始于1928年5月25日，当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大纲颁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通称红一军，是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之一，前身是1927年11月3日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农民武装。红一军下辖三个师、一个预备队、一个独立旅，全军共2100余人。第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李荣桂；第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第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总预备队，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曹学楷；独立旅旅长廖业祺。1930年10月，红一军整编为三个师。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参谋长李昂茨；第一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第二师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第三师师长肖方、政治委员姜镜堂。1930年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为红四军。

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因作战和扩编需要，部队改编是常事。因此，红军印章也会随部队番号的改变而变化。江娅萍女士收藏的这一枚木刻圆形红军印章，存世多久，属哪一支红一军，目前已无从考究，但这是不可再生的红色文物，本身就已是非常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