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维健 文/图

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有一座建于1922年的精美小楼——协成店。1929年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古田，林彪率第一纵队司令部设于此。在古田会议刚刚闭幕，喜迎1930年元旦之际，时任红四军前委委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再一次流露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在协成店一间简陋的房间里，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回信。

“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7年8月至1929年间，党领导的近百次大小起义中，大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而毛泽东则第一个提出了“上山”的思想，果断地作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进军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他善于不断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

古田会议胜利闭幕的号声迎来了1930年新春的第一缕曙光。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古田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士气高昂，积极准备转战江西，击破闽粤赣三省之敌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林彪率红四军第一纵队转战江西之前，在协成店给毛泽东寄了一张新年贺卡。古田会议之后几天，毛泽东入住了林彪曾住过的协成店，又一次翻阅贺信，想起这位个子不高、很会打仗、表情阴郁的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就在协成店给林彪写了复信。

以林彪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不足。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未必很快能出现，红军现在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为期过早。既然如此，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与其如此徒劳无益地去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如在闽、粤、赣三省边界实行流动游击，走州过府，易于筹集给养，也易于生存。其实，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流露出来了，他说：“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能打得下天下吗？”在1929年5月18日瑞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林彪又一次提出过这种悲观的论调，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古田会议开过之后，林彪又老调重弹，再一次向毛泽东表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当然，红四军中有悲观思想的人绝对不止林彪一个，林彪只是典型代表而已。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作出的估计也是比较悲观的，以至于指示中国红军“分散到各个地方”，要求毛泽东、朱德等人离开红四军。而且，“城市中心论”还占据着党内思想的上风，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没有足够的信心。

这种思想倾向看似小事，其实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也事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大局。因此，毛泽东在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后，给林彪复了信，而且，毛泽东正欲借给林彪的复信，纠正全军上下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他把这封信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红四军的各基层党支部公开传阅，并给这个党内通讯加上了标题——《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这封信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中共中央1941年出版的文献汇编《六大以来》，也全文收入了194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2月28日，已经身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高位的林彪感觉到18年前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不光彩，于是，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收录毛泽东的这封信，不要公开他林彪的名字，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请求，在选编《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亲自为这封长篇通信取了一个新的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修改或干脆删除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最末一段，在1952年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作了注解：“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不仅对林彪等人的右倾悲观、流寇主义思想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且在信中总结了一年来红军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扩大红色政权并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陈毅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闽西党组织和闽西人民共同创造与总结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在信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认为林彪“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批评他“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那么正确的理论是什么？中国革命道路该如何走？毛泽东回答：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当然，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并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早在1928年5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同年10月，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1月写下《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发展，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斗争实践，推动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也产生了理论上的发展和飞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创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井冈山时期斗争经验在新的地区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全党为探索新革命道路的集体奋斗的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策源地。之所以闽西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个策源地，之所以1929年和1930年之交能够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可移易的形成时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的，主要体现在：

（一）闽西根据地创建的实践使毛泽东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和前途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创建新的、更大范围的红色政权的战略思想；

（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著，使毛泽东的眼界更开阔，加强了突破“以城市为中心”框框的决心和信心，确立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中来的指导思想；

（三）闽西根据地创建的实践使毛泽东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使闽西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客观上也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闽西这块红色土地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实现了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升华与飞跃，而这一思想和理论升华与飞跃的标志就是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他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要走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20年后，这封通信收录于《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显而易见地是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表达得更为明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较完整、科学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作为实现革命道路的正确路线提出来，从而使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中心论”转化到“农村包围城市”论的正轨上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真正产物，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新的伟大贡献！